在央視“百家講壇”上，她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闡釋《論語》、《莊子》，收獲了贊許，也面對著質疑。身處漩渦之中，她選擇了從容，用加倍的勤懇真誠回饋贊許者的熱情，用坦蕩的“三鞠躬一握手”直面質疑者的詰問。一路前行，支撐她的是一股強大而溫暖的力量，其中融匯著傳世經典的智慧光芒、父親和師長的悉心培養，還有，她和學生們難以盡述的師生情長。沐浴著經典光芒成長的她，走上“百家講壇”或許是偶然，但傳承經典卻是必然。因為，在熱愛教職的她看來，這是師者本分。她說，繁華褪盡，我不過是一個手執教鞭、授業解惑的教師而已。

　　依然是那般的笑容端莊,依然是那般的才華橫溢。

　　與其說是采訪,不如說是聆聽。拋給她一個問題,她輕松接過,然后就是揮灑自如的應答。孔子、莊子、司馬遷、柳永、蘇東坡等遠逝古人的辭句,她信手拈來,穿插在論述中,支撐著自己的“一己闡發”。由于長期研究媒體寫作,她太知道記者提問背后的潛臺詞。她不僅體貼地把這些潛臺詞說了出來,而且不斷地充實信息,甚至還出離自己被采訪者的身份,談論起采訪寫作的技巧。

　　跟她對話的時候,她正處在輿論的風口浪尖。她把她的態度總結為“三鞠躬一握手”:一鞠躬是要向公眾,因為老百姓是用生命感悟來還原經典;二鞠躬是對圣賢,他們的睿智讓經典的力量趨向永恒;三鞠躬是給媒體,媒體不僅是歷史的記錄者,也是文明的催化劑。而一握手,是要和提出質疑的人握手,因為多元碰撞是文化獲得活力的最佳路徑。

　　經歷過這樣一番“折騰”,她已年過四十,女兒也在慢慢長大,她越來越感悟到孔子所說“四十不惑”的重量。她說“不惑”的境界還達不到,但是自己已經明白了“返璞歸真”這四個字的可貴,“我越來越覺得臺灣作家張小嫻的一句話說得棒極了,她說‘我們庸俗而深情地生活著’。”

　　什么是“庸俗”?她的理解就是家長里短,比如過去大家住在一個大雜院里,有一家包餃子,就會給滿院子人家都送上一盤。什么是“深情”?她說是一種由衷的情懷,比如說自己對教師這個職業的無比熱愛。

　　于是,話閘由此打開,她開始講述她感受過的父愛師嚴,以及學生賜予她的溫馨愛戴。

　　你們就別費那么多勁去找“人生公理”了,直接把孔子、莊子的這些話拿出來領會,就是現成的“公式”——

　　父親的開明讓她飽覽經典

　　在輿論的質疑中,有一個方向集中在她對孔子缺乏足夠的敬畏,于丹說其實自己的態度是“敬而不畏”。在她看來,現在的文化、學術有被經典化的趨勢,被藏之深山、千古膜拜,讓人們只好敬而遠之,“我想告訴大家還可以有一種態度,那就是‘敬而近之’。我當然敬重孔子,但是我不懼怕他,我敬重他不是為了遠離他,而是為了親近他;我敬重他不是跪下來仰視他,而是走近去觸摸他。”

　　之所以如此“膽大包天”,于丹有著自己的價值考量。她說文化利益的分享是民主的一部分,文化被經典化之后凸現出的是精英價值,但這不是文化價值全部。“從整體意義上說,文化是一座金字塔,既有塔尖上精英的研究和傳承,也有塔基上一己感悟式的品察、延伸。我覺得自己是在嘗試以民主的名義,讓大眾去觸摸、去分享文化的魅力。”

　　于丹覺得,對于經典,她從來沒有產生過“膜拜”的概念。細細想來,這得益于父親的悉心培養。

　　于丹記得自己小時候無書不讀,四歲讀《論語》,八歲讀《紅樓夢》、巴爾扎克的《貝姨》、莫泊桑的《俊友》。鄰居很驚訝,對她父親說怎么可以讓孩子看這些書,孩子肯定看不懂。“我父親就說了,我們家是百無禁忌,認得字就讓她看吧,看不懂那就不懂唄,慢慢她就懂了呀。”父親的開明,讓于丹帶著“玩”的心態接觸經典,對她而言,經典不僅是成長的一部分,也是孩時娛樂的一部分。

　　由于父親長期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于丹對唐詩宋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不僅小小年紀就能背誦許多唐詩宋詞,而且還確立了自己的詩人偶像——李商隱。后來在報考研究生時,于丹選擇了研究唐詩宋詞,但是這一決定遭到了父親的強烈反對。他的理由是假如于丹以唐詩宋詞為研究對象,就可能一輩子都沒機會去觸摸先秦兩漢時期的文化脈搏。

　　于丹只好聽從了父親的建議,攻讀先秦兩漢時期的文學碩士。在這期間,于丹發現家里客廳的書架上正在悄然發生一些變化。取書比較方便的那一格書架,是經常給擺上新書的。于丹還發現,這些書跟自己的課程進度基本吻合,比如說某一段時間正在學習《論語》,她就可以在這一格書架上輕易找到各種與《論語》相關的書籍。于丹漸漸明白,父親以這樣的方式拓寬自己對經典的多層次感知,他不強求,但是“潤物細無聲”。

　　慢慢地,于丹為自己選擇了這個研究方向而慶幸。“先秦兩漢文學一讀下來,我就很驚訝,我們后邊兩千多年的智慧,都是以這個階段為起點,而且都沒有超越它。以前我沒有機會跟大眾交流這些,現在‘百家講壇’給我搭建了這個平臺,我就迫不及待地站出來告訴大家,你們就別費那么多勁去找‘人生公理’了,直接把孔子、莊子的這些話拿出來領會,就是現成的‘公式’。”

　　盡管父親已仙逝,但于丹說走上“百家講壇”的那一刻,她覺得父親就在自己身邊。在她眼中,父親就是一個師者的形象,讓她體味到父愛的細膩、溫潤,更讓她感受到經典所散發出的迷人溫暖。

　　什么叫“體驗”?就是“以身體之,以血驗之”。就是說你一定是全身心生命澎湃激蕩,“入乎其中”,然后才能“出乎其外”——

　　大師的光芒讓她激情成長

　　除了慶幸自己選擇了正確的研究方向,于丹還慶幸自己在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就讀期間,授課的老師之中藏著頂尖高手。他們的一言一行讓她明白,經典不僅是溫暖的,而且是有質地的。

　　對已故國學大師啟功先生,于丹懷著由衷的敬意,“面對啟功先生,你會領會到一種人生境界,學問可以貫穿一個通透的人格。”于丹回憶起啟先生的一件往事——一次,有人來向啟先生求字,先生一口允諾。但剛一寫好,來人起了貪婪之心,佯裝不滿,說您老怎么給寫成豎的了,我要的是橫的。面對如此不恭敬之人,啟先生的回答諧趣而從容:喲,您要是早說要橫的,我就帶好剪刀和膠水,把這豎的剪下來,再給您橫著貼一下不就行了嗎?于丹說這就是啟先生,要是我們普通人早就大發雷霆了,“面對這樣的丑陋,啟先生不憤怒,但是他悲憫。”

　　于丹還記得自己曾經向啟先生請教書法方面的問題。她當初在少年宮學過書法,老師告訴他們握筆要練習“鳳眼法”,就是拇指與食指挨得較近,拇指在下呈一平線,食指略彎,看起來像鳳的眼睛。于丹一直覺得這樣習字很累,問啟先生是否有別的辦法。啟先生說:他那叫“鳳眼法”嗎?我看叫“雞爪法”!你要是成天比劃著那姿勢,你還能寫字嗎?騎過自行車吧?你死死擰著車把,不是撞大樹就是撞老頭。都說王獻之練字的時候,王羲之站在后邊沒能把他的筆抽出去,你說他是讓兒子練字呀還是練拳呀?

　　于丹的理解是,啟先生是在說“法無定法”,就是人不要太拘泥。你把什么都看成天條的時候,就慢慢失去自我了。“《〈論語〉心得》的扉頁上我寫了一句話,叫‘讓我們在圣賢的光芒下學習成長’,其實我還在啟先生這樣的大師的光芒下不斷成長。”

　　于丹至今清晰記得,著名語言學家王寧先生是這樣解釋“貧窮”兩字的涵義:今天我們理解的“窮”其實是過去的“貧”。什么是“貧”?你看下邊是一個“貝”,把一個貝殼當錢花,而且要“分”著花,這還不“貧”嗎?過去的“窮”是“窮途末路、無路可走”的意思。“窮”上邊是個“穴”字,就是山洞;下邊是一個人彎著腰,手還在前頭撐著地。你看看,這不就是“無路可走”了么?

　　于丹說,一個這么普通的詞,經過先生一分析,頓時就可愛起來,“我現在一看到‘貧窮’兩個字,腦子里就是一幅畫面,鮮活至極。”

　　于丹一直是個很時尚的人,她說自己讀研究生的時候就開始崇拜偶像了,不過不是什么影視明星,而是自己的老師、文藝理論學家王一川。于丹記得在第一堂課上,王一川就講到他在北大讀書時曾經和同學晚上跑到圓明園,在廢墟之間邊走邊談,內容涉及終極真理、美的真諦。“他說美是什么?美永遠是你前一步地平線上的那一輪太陽,你可以用一生去追尋,但是你永遠無法觸摸。這是他講課的語言,比我講課的語言美多了。”于丹說,講這些內容的時候,王一川是帶著光芒和氣場的。“王老師說什么叫‘體驗’?就是‘以身體之,以血驗之’。就是說你一定是全身心生命澎湃激蕩,‘入乎其中’,然后才能‘出乎其外’。”

　　好的老師并不是用言辭來教育學生,而是用一種狀態去和學生溝通、去激活學生潛伏的思想。于丹說王一川以感悟學問的方式和作為教師的狀態影響了自己的一生,“我現在在講臺上的樣子更像年輕時代的王一川。”

　　還有攻讀碩士研究生時的導師聶石樵先生,還有攻讀博士研究生時的導師黃會林先生……與這些恩師交往的點點滴滴,于丹如數家珍,“有這些大師的耳提面命,你怎能不對我們的文化深情滿懷?”

　　對于老師和母校,于丹始終充滿了敬意。3月7日,在北師大舉行的《構建和諧的心靈》的主題報告會中,她說站在師大的講臺上自己始終忐忑,“師大是最早開始滋養我對中國文化體察的土地,它是成全我、檢驗我的地方。”

　　秉承大師的衣缽,于丹走上了講臺。她也在以一種狀態影響著學生。

　　人在生命中有時候需要一種儀式感,只有真正被人在乎,才會去在乎別人—

　　學生的愛讓她淚流滿面

　　學生說,聽她的課,是給靈魂洗澡。即使是分析當下火辣的傳媒格局,她依然是縱橫捭闔、直指靶心,令人蕩氣回腸。她說:中國電視的級差分布需要以品牌聚合概念,必須集中頻道有限資源向優勢傾斜,全力打造品牌;她說:不顧規則的“原創”比“克隆”更可怕;她說:新聞發展的趨向是熱點現象化于具體事實,政策宣傳化于民生命運,輿論導向化于價值判斷……

　　課余和學生在一起時,她總是那么松弛。她和學生聊專業問題,也聊當下正在發生的一切,比如流行歌曲——當前最火爆的網絡歌曲是哪一首,周杰倫又出什么專輯了,林俊杰的狀態如何,南拳媽媽的曲風又有了什么變化……她和學生達成一致意見:周杰倫的御用詞人方文山在今天應該得到足夠的尊重。

　　當然,她也會和學生聊到她拿手的詩詞歌賦,不過她依然能把這些在別人看來經典得高不可攀的詞句同一首首流行歌曲聯系起來。《詩經》說:“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直譯過來,是說什么時候能夠找到一棵忘憂草,什么時候我就可以不想這個人了,就不那么心碎了。她告訴學生,要理解這幾句詩詞,就靜下心來聽聽劉德華的《給我一杯忘情水》,“雖然時代不同,媒介不同,但兩者所表達的意境如出一轍。”

　　于丹始終謙遜。她說:“學生帶給老師的東西遠遠多于老師帶給學生的東西。因為老師是一顆心,向著那么多的孩子;但是每個孩子用心向著老師的時候,老師的收獲不可想象。”

　　謙遜歸謙遜。在學生心目中,于丹留下的印記十分深刻。

　　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張江藝依然記得,1996年9月自己從福建農村來到北京上學時,帶著農村孩子初入大都市的怯怯表情一走進喧鬧的報到現場,一個清脆的聲音傳來:“張江藝你好,歡迎你來到北師大藝術系讀書!”他定睛一看,一位女老師和藹地站在自己面前,右手正伸著,等著跟他握手。她,就是于丹,北京師范大學藝術系1996級班主任。

　　很長一段時間,張江藝一直納悶班主任與自己素昧平生,怎么會一見就喊出自己的名字?是不是自己高考成績很優秀,老師一直在關注自己啊?張江藝的這一想法正中于丹下懷,她希望每個學生都有這樣的想法,迅速拋棄對新環境的陌生感,感覺到自己剛進大學校門就受到格外尊重,“人在生命中有時候需要一種儀式感,只有真正被人在乎,才會去在乎別人。”

　　為了讓每個學生享受到這一份尊重,于丹作了精心的準備。在開學前的十多天,她找到學生的錄取資料,把人名和照片一一對應,確保一見到哪個學生就能喊出他(她)的名字。于丹明白,照片可能與本人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她反復記憶,力求在眉宇間抓住每個學生的不同特點。

　　到現在,張江藝依然覺得那種受到尊重的感覺溫馨動人,讓自己在大學生涯開始的時候就充滿了驚喜。除了有這樣的驚喜值得回味,在陷入困境時,他還會拿出于丹老師送給他的四張生日賀卡,看看自己成長過程中留下的足跡,從老師的字里行間,汲取拋卻煩惱、繼續前行的力量。而這樣的生日賀卡并非張江藝獨有,全班42個同學,每人每年都會準時收到。

　　在于丹的倡議下,1996級北師大藝術系學生實行集體生日制度。42位同學中,同月生日的,就選擇這個月某一天集體過生日,接受全班同學的祝福。當天,過生日的同學還會收到于丹的賀卡。與其說是賀卡,不如說是一封談心信箋。在“信”中,于丹會對學生送上真誠的祝福,再用贊許的語言對學生一年來的成長進行總結,然后講出自己的期許。

　　張江藝依然珍藏著這些賀卡,他把它們看成了自己的青春記憶。“這說明,我們每個人在她心中都很重要。”

　　時間在不斷推移,學生一撥換一撥,但于丹始終沒有放棄對學生的尊重,而學生也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著對她的信任與愛戴。男生學業不順利,會到她跟前傾訴;女生戀愛了,會第一時間打傳呼告訴她。在北京電視臺工作的王夏菁是2006年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畢業的學生,導師正是于丹。在于丹眼里,這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一碰到什么難題,她就跑到老師跟前哭鼻子,但有一次,她反而把于丹給弄哭了——一年元旦,王夏菁送給于丹一張自制賀卡,一面是天藍色,一面是橘黃色,前者抄滿了一年來于丹發給她的短信,后者則是她發給于丹的短信。看到這份特殊的禮物,于丹不由得激動起來,“為了一張賀卡,孩子細心準備了一年,你怎么能不感動?”

　　于丹不僅對自己的學生好,對其他學生也是關愛有加。她的課在北師大一直廣受歡迎,經常有外系學生旁聽,結果自然座位緊張,本系學生時時只能站著聽課,多少有些不滿。這時,于丹總是細心協調,說別人是來學習知識的,應該尊重。課后,她就向學校反映,調換新的教室,滿足學生們的要求。

　　她還曾經在北師大開設女大學生專題講座,就女大學生關心的種種話題進行剖析。一次,講座嚴重超時,她還是一一解答學生的問題,不給學生留一絲遺憾。總算回答完畢,她又告訴學生自己的信箱,結果第二天,她的信箱就被塞滿了。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對學生的關愛換來的是學生的信任和愛戴。也就在這次講座上,有男生起立,很誠懇地對于丹說,您什么時候也給我們男生專門開個講座吧!我們也需要您的指導。

　　于丹說,跟學生在一起,她由衷地感到自己“幸福得像花兒一樣”,所以不管再忙再累,她也不會缺課或調課,因為她享受跟學生交流思想的過程,“教師是一個極其奢侈的職業,學生對老師的愛太厚重了。”在“百家講壇”講完“《莊子》心得”,一份工作就告一段落。她將把全部精力重新投向日常教學,繼續帶學生去領略孔子的睿智、莊子的飄逸、司馬遷的風骨、陶淵明的隱趣,并和學生一道探尋時代變遷下傳媒的生存空間。(王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