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

　　近年來，還沒有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像奧爾罕·帕慕克那樣獲得如此大的流行和國際影響力，土耳其文學也沾了帕慕克的光，開始更多地為世界所了解。而在剛剛結束的第60屆戛納電影節(jié)中，帕慕克出任評委，帶著戛納與土耳其電影的淵源，連同身后神秘陌生的土耳其文化，都逐漸成為全球視野中新的流行

　　★ 文/朱靖江

　　迷宮一樣散發(fā)著香料氣息的古老街巷，背景中矗立著叢林般茂盛的清真寺宣禮塔，似乎這就是伊斯坦布爾帶給世人最富感官色彩的印象。近年來不斷顯影于電影與文學作品中的這座城市，連同它所歸屬的國度——土耳其，正悄然躍入中國人文化視野的前臺。

　　從某種意義上說恰是一種姍姍來遲的對視：兩個都曾擔負著歷史的榮光與苦難，又都在現(xiàn)代化的陣痛中嬗變與新生的古國，同樣面臨著全球化時代的文明困惑。

　　交匯于西亞與歐洲邊陲的土耳其，正面臨一個民族在文化認同與身份皈依時的銘心之痛。

　　憂傷，貫穿土耳其的文字和光影中

　　若以近期在國際舞臺上表現(xiàn)活躍的文化名人論，去年才摘取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的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當屬風頭無二的超級明星。不單其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紅》《白色城堡》《雪》等小說成為風靡全球的暢銷書——甚至在中國也被以飛快的速度翻譯出版，成為時尚男女們最新最熱的談資，而且在今年5月開幕的戛納電影節(jié)上，帕慕克也赫然成為競賽片評委會當中的一員。

　　雖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經(jīng)常參與電影的編劇和攝制，但受邀為戛納電影節(jié)點評佳作的先例卻并不多見，帕慕克的名字之“紅”可見一斑，而他的在場，更為土耳其當下的人文盛景平添了幾分春色。

　　戛納電影節(jié)與土耳其的淵源自然遠非從帕慕克起始。早在1962年，土耳其電影《自由之路》便贏得過金棕櫚大獎；而更多的人還記得2003年獲得第56屆戛納電影節(jié)評委會大獎的電影《烏扎克》。這部以伊斯坦布爾為背景的土耳其影片，用一位久居城市的攝影師和一個從鄉(xiāng)下趕來投靠他的窮親戚之間的感情沖突，呈現(xiàn)出土耳其在當代文化語境中的尷尬變遷。土耳其導演努里·貝吉·塞蘭令人驚異地延續(xù)了歐洲詩電影的一線血脈：安靜、疏離，在冷峻的構圖和沉默的凝視中，浸透著伊斯坦布爾千年難愈的歷史憂傷。

　　透過大巴扎的喧囂叫賣和車水馬龍的塵世風景，憂傷，似乎是土耳其藝術家最為內在的靈魂之音。“在追求他故鄉(xiāng)憂傷的靈魂時，帕慕克發(fā)現(xiàn)了文明之間沖突和交錯的新象征(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辭)”，奧爾罕·帕慕克在他的傳記作品《伊斯坦布爾》中，準確地表達了這份憂傷的緣由所在。“奧斯曼帝國瓦解后，世界幾乎遺忘了伊斯坦布爾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兩千年的歷史中從不曾如此貧窮、破敗、孤立。”他在該書的開篇寫道，“她對我而言一直是個廢墟之城，充滿帝國斜陽的憂傷。我一生不是對抗這種憂傷，就是(跟每個伊斯坦布爾人一樣)，讓她成為自己的憂傷。”

　　這種彌漫在帕慕克作品字里行間的傷感，同樣彌散在努里的影像中，他在《烏扎克》等電影中刻意營造的清冷氛圍，或許并不是曾親身到訪過伊斯坦布爾的人們所熟悉的那幅風情，但帝國消亡、文明錯位所帶來的沉郁之氣，除了曾遭遇過相似苦痛的中國人或許有些共鳴之外，卻并非旁人所能況味。自從1923年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締造共和以來，曾經(jīng)是古羅馬、拜占庭以及奧斯曼帝國首都的伊斯坦布爾，終于不再是新興的土耳其共和國的政治心臟。

　　徘徊在東西方文明間的永遠鄉(xiāng)愁

　　作為兩千年古老文明的終老之地，這座龐雜的大城市放棄了她在政治上的悠久傳統(tǒng)和古老權謀。雖然三千座清真寺密布其間，卻一任“世俗化”的風潮席卷土耳其的城鄉(xiāng)大地，讓這個以伊斯蘭信仰為主體的國家，在八十多年的歲月里始終堅定地維護政教分離的共和政體，并奉行歐洲舶來的議會民主制度，這在綠旗飄揚并日趨原教旨主義的西亞諸國的確是一個異數(shù)。

　　土耳其一位政治家曾經(jīng)說過：“我們的祖先不遠萬里從東方來，就是為了做歐洲人。”但是在“脫亞入歐”、全盤向西方學習的同時，已經(jīng)習慣了西服革履，甚至用拉丁字母書寫突厥語言的土耳其人也在身份的認同和歸屬感上產生了危機。

　　早在半個世紀以前，土耳其便啟動了加入歐洲共同體的進程，然而直到今天，以基督教國家為主體的歐盟大門，卻依然沒有對這個地跨歐、亞兩大洲的穆斯林國家正式開啟。雖然奧斯曼蘇丹攻陷君士坦丁堡，并將其改名為伊斯坦布爾已是近六個世紀之前的往事。

　　無論是地緣政治的爭議性、人種文化的差異性，還是信仰方面的傳統(tǒng)對立，歐洲列強都難以消除對這個異教國度發(fā)自內心深處的疑慮。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曾被保守勢力以刑法第301條“侮辱國格罪”起訴，令這位世人眼中的“土耳其文化大師”不得不暫避海外，這儼然又成為土耳其與歐洲各國在司法體系與人權領域最新爆發(fā)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你會發(fā)現(xiàn)，人類因彼此的恐懼與不寬容，永遠都會讓比鄰如遠隔天涯一般遙遠。

　　伊斯坦布爾的憂傷，在一部希臘與土耳其合拍的電影《香料共和國》中，更化作一縷濃烈的鄉(xiāng)愁，折射出人類在無所皈依時內心的焦慮。彌漫在影片中伊斯坦布爾街頭香料的氣息，成為兩個國家在敵對時代惟一不能被戰(zhàn)亂消弭的美妙記憶。

　　如果說，《香料共和國》中那些被土耳其政府驅逐，卻又不被雅典當局所接納的希臘裔伊斯坦布爾居民，只能在香料的芬芳氣味中追憶故國家園的童年往事，那么徘徊在亞、歐兩大文明板塊之間的土耳其，又何嘗不是一名歧路彷徨的游子，漂泊在傳統(tǒng)與未來的中際線上。

　　“伊斯坦布爾最偉大的美德，在其居民有本事通過西方和東方的眼睛來看城市。”奧爾罕·帕慕克在他的《伊斯坦布爾》中如此描寫自己的家園。的確，無論是昔日的君士坦丁堡，還是今天的伊斯坦布爾，這座在文明的沖突交錯下千年不朽的偉大城市，既象征了一種寬廣的胸襟和視野，也正是土耳其文化得以生息繁榮的力量源泉。

　　雖然在今日的東方與西方之間，依然橫亙著一道無形的博斯普魯斯海峽，但人類終將藉著共同的努力，搭建起一道精神上的歐亞大陸橋，讓伊斯坦布爾千年的憂傷隨風散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