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女作家王安憶最新長篇小說《啟蒙時代》日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是她繼2003年推出《桃之夭夭》后的又一長篇力作。小說出版后，引起部分讀者追捧。同時，許多讀者認為小說講述的故事不具普遍性，人物過多，加入了作者太多的議論，因而讀起來缺乏閱讀快感。對此，王安憶昨天接受本報采訪時強調，她只會堅定自己的寫作理想，而不會遷就讀者的閱讀口味。

　　關于故事：個案不具備普遍性

　　《啟蒙時代》是一部描寫一代人心靈成長的小說。作者將小說背景放置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上海，塑造了一群從高級干部公寓和市井里弄走出來的男人女人，以理性、精致、綿密的筆觸，解剖了南昌、陳卓然、海鷗、阿明等幾個年輕人的心路歷程。

　　據王安憶介紹，書名最早叫《思想者》，“我寫文章有個習慣，就是先將題目定好再寫作。由于《思想者》題目太抽象、嚴肅，導致開頭困難重重，幾次都無法寫出讓自己滿意的開頭。后來我說服自己，將題目改為《初戀》這一簡單而又具體的名字，這樣寫起來就順利多了，但隨著寫作的深入，‘啟蒙時代’這四個字一下子就蹦出來了。自2003年推出長篇小說《桃之夭夭》后，一直沒有像樣的長篇出版，《啟蒙時代》是這些年思考的結果。”

　　與小說主人公南昌同時代的讀者，在讀完小說后認為，《啟蒙時代》寫的是“老三屆”的故事，可它對人的狀態的描寫、晚輩對父輩的拷問、環境氛圍的再現等，都與他們當年有所不同。對此王安憶稱，她的寫作從來都是只注重對個案的描述，“這部小說并沒有故事原型，許多情節都是我虛構的。因此，有讀者硬要從中找到那個時代的感覺是很難的。”王安憶說，她敘述的故事只是她眼中的故事，很難說它能否代表那個年代，代表某一群人。“在大時代面前，個人的命運都很具體，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經驗，每個人都有話要說，他們誰也不能代表誰。這部小說就是將他們的經驗抽象出來的結晶，傾注了我對那個時代、那代人的理解。”

　　關于人物：可能存在處理失誤

　　《啟蒙時代》以南昌率先出場，接著小兔子、陳卓然、小老大、丁宜男、海鷗、阿明、舒婭、舒拉等人陸續粉墨登場，在20多萬字的小說中，主次人物多達十余個。有讀者認為，小說中次第出現的人物，在影響故事敘述節奏的同時，還淹沒了主要人物在小說中的活動。還有讀者反映，由于小說人物眾多，有的人好端端地就不見了，到了后面又出現了，看得人眼花繚亂。

　　對此，王安憶表示，對于一部20多萬字的小說，安排十幾個人物并不算多，“為了不讓人物的出場相互遮蔽，我特意安排他們次第出場，而且對他們的敘述也不是相互膠著的。”王安憶說，讓他們依次出場，意在表現在學校教育完全退場情況下人與人邂逅及產生的影響。“在我看來，南昌與眾多人物的關系其實很簡單，我就是寫他如何與別人邂逅，如何去理解別人的生活，而別人的生活又是如何影響他的。”王安憶認為，或許因為每個人物帶著自己的故事排列出場，使得讀者感覺小說人影紛亂，“造成這種感覺，可能是我寫作上的意外或失誤吧，但我自己看來卻是滿意的。”

　　對于小說中的人物，王安憶評價說，他們的現實生活簡單得到了空洞的程度，無論是社會倫理還是家庭親情，都缺乏感性的體驗。“南昌是個大膽的冒進者，在沒有針對性的藥方，自身處境又復雜的情況下，他憑著性格的稟賦在黑暗中找路，因此他的經驗就更加具體和生動。而陳卓然顯然是教條主義者，他信任書本知識，盡管愛思考，但給養有限。小說滲透了我對陳卓然這類教條主義者的批判。”

　　關于風格：議論有利深化主題

　　與王安憶名作《長恨歌》不同，《啟蒙時代》貫穿了作者所追求的創作理念，即保持純文學的嚴肅與深刻。因此，王安憶在敘述故事的同時，還在小說中加入了自己的議論。有讀者認為，她仿佛是在“闡釋”一個時代何以被啟蒙，而不是“描繪”這個主題，這使得小說有說明文之嫌，但又缺乏足夠充實的、鮮活的感性細節，同時也使得小說因過于說教而顯得沉悶，并因此成為閱讀障礙。

　　對此，王安憶說，當初在寫這部小說時，她也努力想使敘述更有趣味一些，但下筆卻感覺很難，始終有一種沉重和嚴肅流于筆端，“小說并不只有講故事的功能，它同樣可以發議論、講道理，作家雨果的作品中就有大段的議論。在我看來，適當的議論與評價更有利于深化小說的主題。”

　　對于因敘述的沉悶而形成的閱讀障礙，王安憶說她早已預料到：“我的寫作多是指向內部的，內心生活可以說是作家的安身立命之所，它寄于作家對世界的理解與探索，它關照的是瞬息萬變的生活中不變的那部分。日常生活是小說的肌理，難的是要給予思想，否則就不免流于庸俗。庸俗的小說肯定是作家抗拒的。我不會因為讀者的閱讀口味而遷就他們，我只會堅定自己的寫作理想。寫了這么多年的小說，這點自信我還是有的。”(卜昌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