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現代化的擠壓下，中國的有些傳統文化項目瀕臨滅絕；另一方面，一個項目一旦被列為世界遺產，就會成為一些地方的經濟發展突破口。當文化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一種手段時，便很可能出現“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短視邏輯，直接導致文化的邊緣化。

　　中國的“申遺熱”

　　6月28日，在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舉行的第31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我國的兩個申遺項目廣東“開平碉樓與村落”和由云南石林、貴州荔波和重慶武隆捆綁申報的“中國喀斯特”高票獲得通過，被納入世界遺產名錄。一年兩個的“中國速度”，再次點燃了我國的申遺熱情，一些地方使出渾身解數，向申遺沖刺。

　　目前全國有200多個項目有申遺意愿，其中列入預備申報清單的項目有100多個，這還不包括許多沒有得到國家批準仍在孜孜不倦努力的項目。如此高漲的申遺熱潮被解讀為“中國式申遺”。

　　在中國式申遺的框架中，各地申報的世界遺產項目一旦成功，便往往開始一味地無序開發，把“世界遺產”當作“搖錢樹”，日漸背離原本遺產保護的承諾。一些世界文化遺產明明已經不堪重負，管理者偏偏熟視無睹，在強烈的利益驅動下，罔顧世界文化遺產的安危。

　　可排一個世紀的申遺大軍

　　申報世界遺產在世界各國都是一個熱門的話題。雖然中國起步較晚，但自1985年加入《世界遺產公約》至今，我國已經有35處世界遺產，規模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排名全球第三，是世界遺產大國。從目前的情況看，申遺最熱的仍然是中國。

　　“2005年世界遺產大會通過了《凱恩斯—蘇州決議》，規定一個國家一年只能申報一個專案。照這樣計算，中國要完成現在所有項目的申報工作至少需要一個世紀。”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司有關官員透露，目前中國有上百處景觀或古跡被列入申遺“預備清單”。

　　盡管每年每個國家申遺名額極其有限，門檻也提高了，但申遺角逐依然十分激烈。

　　為了達到申遺要求的條件，申遺所在地可謂使出了渾身解數。拿剛剛申遺成功的云南石林來說，申遺15年來，當地根據申報世界自然遺產、國家5A級景區的要求，全面啟動了建園75年來投資規模最大的景區提升改造工程。在原來劃定的一、二、三級保護區基礎上劃出特級保護區，特級保護區內禁止一切人員進入。

　　金錢的誘惑？

　　“石林若能申遺成功，其優秀的自然資源便能按照國際標準得到永久保護，同時能夠極大提高石林的知名度，推動云南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石林縣一位官員對申請“世界自然遺產”充滿了期待。

　　當年，鮮為人知的平遙、麗江等古城因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而聲名鵲起，并創造出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平遙古城，1998年門票收入從申報前的18萬元一躍而至500多萬元，翻了近30倍。云南麗江古城在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后，其旅游綜合收入達到13.44億元，占了麗江國民生產總值的50%。

　　2006年7月13日，安陽殷墟申遺成功后舉城歡慶，一年后，世界遺產殷墟給安陽市民帶來了諸多“申遺”成功的好處：游客來得比以前多多了，商販們的生意比以前好多了，景區講解員忙活了，工資也提高了許多，出租車司機也從原來的每天只掙幾十元到現在的一百多元。更讓人驚嘆的是，申遺成功后，殷墟遺址門票一年收入高達上千萬元，比以前翻了五番。這更讓熱衷申遺的地方政府激情澎湃、熱血沸騰。

　　“申遺”成功后可能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讓一些正在尋找經濟發展突破口的地方看到了新的經濟增長點以及“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可能性，一些地方紛紛標榜，有條件的一定要申遺，沒有條件的創造條件也要申遺。

　　如此密集的申遺動作和如此壯大的申遺隊伍，其誘惑力可以窺之一二。

　　對此“申遺熱”，人們需要理性的聲音。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就多次強調：要用理性和科學的態度對待申遺，端正申遺目的，無論是已經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還是準備申遺的項目，都要加強保護，申遺只是一種較好的選擇，而絕非唯一選擇。

　　后工業時代：文化遺產期待救贖

　　剪紙、泥塑、雕刻、木偶、花鼓燈、黃河號子、毛筆、原生態民歌演唱……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構成了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也承載著中華民族文化淵源的基因。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活態文化，由于受人類社會結構和環境改變的影響，以及其本身存在形態的限制，必然帶來它的社會存在基礎日漸狹窄的發展趨向。

　　面對現代化建設進程的加速、環境惡化、旅游開發等威脅，眾多非物質文化遺產正處于瀕危狀態。如何保護文化遺產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搶救和保護那些處于生存困境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已成為后工業時代賦予我們的非常緊迫的歷史使命。

　　“在后工業時代，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非常嚴峻的挑戰，它在與城市化和全球化的進程進行一場艱巨的抗爭。”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保護國家中心主任田青曾經說，在中國，每分鐘都可能有一位老藝人、一門手藝或一首民歌消失，每秒鐘都可能會有一幢老房子被拆掉，都標志著一份文化的流失。

　　“申遺”是最好的文化遺產保護方式嗎？

　　最近，中國長城學會常務副會長、著名長城保護專家董耀會表示，申遺本身作為一種利益驅動，在短時間之內解決不了其負面影響，但總體上說有利于保護中國文化遺產。就拿長城來說，在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后，盡管在旅游開發上存在一定的破壞性因素，但實際上，申遺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長城這一文化瑰寶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即便申遺失敗，各地在申遺過程中能夠學會尊重文化產業獨特的發展規律，找到保護與開發的最佳平衡點，申報過程也是認識提高的過程。

　　但僅靠申遺來救贖豐富多彩的文化遺產，方式也太過單一，力度也顯得太過單薄，更何況，我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面臨著嚴峻考驗。據文化部部長孫家正介紹，當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存的文化生態環境急劇改變，資源流失狀況嚴重，后繼乏人，一些傳統技藝面臨滅絕，同時，非物質文化遺產還沒有得到依法保護，法律法規建設有待加快，保護機制亟需完善。

　　如何繼承和發揚優秀的傳統文化，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眾專家有著共同的觀點，那就是靠每一個公民的積極努力和參與，努力搶救民族記憶，把保護國家文化遺產活靈活現應用在生活當中，從而使文化遺產有效地得以傳承和發展，以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的。(文/李世頂)(本報綜合《經濟視點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