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起草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二個歷史決議的時候，遇到兩個無法回避的問題，一個是怎樣評價毛澤東，一個是怎樣看待剛剛開始不久的歷史新時期所做的事情和毛澤東那一代人所做的探索的關系。關于前者，鄧小平有不少精到、坦誠和富有遠見的論述，其中涉及他和毛澤東的關系的名言是：“搞錯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時候的失誤都歸于毛主席”，“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關于后者，鄧小平說了這樣一段話：
從許多方面來說，現(xiàn)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jīng)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fā)展，而且還要繼續(xù)發(fā)展。
這是鄧小平1980年10月25日同胡喬木、鄧力群的談話，已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這段話，概括起來實際是四句，講了四層意思：
把前人提出來、設想過但沒有去做的事情做起來；
把前人做錯的事情改正過來；
把前人做得不夠好的事情進一步完善起來；
做前人沒有遇到過的新事情。
這四句話，看似普普通通，卻具體地揭示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什么樣的基礎上起步的，包含了如何看待歷史和現(xiàn)實、繼承和發(fā)展的大道理。
第一，前人設想過或者已明確提出來的一些事情，由于客觀形勢或主觀認識的變化，沒有來得及去做，或者做了一點后被擱置起來了，后人如果覺得它有道理，就把它繼續(xù)做下去。例如，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經(jīng)濟建設上來，就是八大提出和設想過、但后來在實踐中沒有貫徹下去的思路。還有，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了“向一切國家學習”的思想，但限于歷史條件，當時只能向蘇聯(lián)、東歐一些國家學習，向他們開放。中蘇關系惡化后，這條開放之路也不通了。到20世紀70年代初打開中美關系大門、進而同西方一些國家建交后，才開始引進西方的技術設備(如“四三方案”)。在歷史新時期，隨著我們對世界形勢的判斷發(fā)生變化，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認識不斷深化，不僅把對外開放確定為基本國策，并且大大拓展了對外開放的具體內(nèi)涵。
第二，前人做得不對的事情，后人把它停下來；前人遇到的應該去做但卻因為認識上的原因反對去做的事情，后人把它改正過來。這兩種情況，就是人們常說的“撥亂反正”。歷史進入新時期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果斷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這是糾正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改革之初作為重大舉措在農(nóng)村推行的家庭承包責任制，則是肯定和完善了20世紀60年代初一些地區(qū)試驗過但受到批判的農(nóng)村經(jīng)營管理方式。
第三，有些事情，前人下功夫去做過，經(jīng)過實踐檢驗，方向是對的，但做得不夠充分、不夠完善，甚至發(fā)生過某些偏差。對這些事情，后人經(jīng)過調整把它做得更穩(wěn)妥、更周全、更充分。例如，關于如何落實繁榮科學文化的“雙百方針”，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毛澤東提出之后，在一定時期內(nèi)卓有成效，但后來“雙百方針”沒有很好地貫徹，對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處理也出現(xiàn)了不當?shù)默F(xiàn)象，有時把本來屬于人民內(nèi)部的矛盾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了。關于如何反對和克服領導干部隊伍的腐敗現(xiàn)象，是毛澤東一直抓得很緊的事情，在不短的時間里也卓有成效，但后來通過搞自下而上的群眾政治運動，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式來解決，發(fā)生了不少偏差。改革開放以后，黨中央根據(jù)新的歷史條件，把這些過去做得不夠好，但應該去做的事情放到更重要的位置，采取更妥當、更周全的措施，情況就不一樣了。
第四，前人沒有遇到過，沒有設想過，自然也是沒有去做過的事情，后人遇到了，于是就需要及時地去認真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干出新事業(yè)，走出新路子。這就是鄧小平說的“發(fā)展”。諸如創(chuàng)辦經(jīng)濟特區(q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等等。隨著改革開放的探索不斷深化和豐富，遇到的新事物會越來越多，著力于發(fā)展的地方也就更多。
鄧小平的這四句話，客觀公正地揭示了新時期開辟的新路同毛澤東那一代人做的事情的內(nèi)在關聯(lián)。事實上，古往今來，如果以前人為參照坐標，后人所做之事，總的說來，也無非這樣四個方面。所謂歷史的繼承和發(fā)展，所謂后人總要勝過前人，條分縷析起來，也大體是這四種情況。
令人回味的是，鄧小平在1980年提出了這四句話。在1989年的“6·9”講話和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又說了關于總結實踐經(jīng)驗的四句話，同1980年說的很相似，概括起來就是：對的要堅持，失誤的要糾正，不足的要加點勁，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如何理解這四句話，那是另外一篇文章所要分析的了。〔文/陳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