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將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寄給在蘇聯的毛岸英

　　艾思奇(1910---1966)，云南騰沖縣人。1934年時，他在李公樸領導的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擔任編輯，并負責為該社出版的《讀書生活》半月刊《哲學講話》專欄撰寫文章。這些文章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35年10月，在周揚、周立波的介紹下，艾思奇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了一名矢志不渝的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志士。從此他的思想進一步產生了飛躍。此后，他碩果累累，干出了兩件不僅對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而且對國共兩黨領袖人物都產生了影響的大事：一是1936年1月，結集出版了《大眾哲學》一書，這本“把哲學還給民眾”的通俗化哲學著作，不到五個月就連續出了四版，10多年中一直成為該出版社的暢銷書，創下了連續出32版的奇跡。二是1936年11月，李公樸因“七君子案”被捕，《讀書生活》被查封，出版社面臨資金周轉不靈而岌岌可危之境。值此生死關頭，艾思奇挺身而出，一面拿出了《大眾哲學》的全部千元稿費，又找朋友籌措到四千元資金，才使這個進步的文化堡壘轉危為安。于是，他被大家公推為社長。擔任社長后，他首先計劃要逐步在中國出齊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全部著作。這時，郭大力、王亞南已開始著手翻譯馬克思的巨著《資本論》，他們曾在上海、北平、廣州與各大書店多方聯系，但迫于政治壓力與經濟顧慮均遭到拒絕。后經人介紹，他們找到了艾思奇。艾思奇才聽他們說完原委，就立即明確表示：“兩位先生做了一件偉大的工作，我們出版社能出這樣的巨著，哪怕賣床鋪門板也干”(由于《資本論》是艱深的學術著作，顯然不可能產生經濟效益，而且還要冒巨大的政治風險)。于是，他從社里的周轉資金中抽出兩千元專款在銀行另立賬戶，每月支付給郭大力、王亞南二人80元的預付稿酬，有了這樣牢實的經濟保障解決了生活上的后顧之憂后，郭、王二人便埋頭辛勤勞作，1938年終于使《資本論》中譯本在中國問世。

　　《大眾哲學》和《資本論》中譯本的問世，對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都作出了各自的貢獻。特別是《大眾哲學》一書由于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發行量巨大，不僅啟迪了廣大青年的思想，鼓舞著他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就連著名學者聞一多、朱自清都認真閱讀過并深受其影響，這與他們后來成為拍案而起的民主斗士不無關系。而《大眾哲學》在國共兩黨領袖人物身上卻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應：蔣介石說《大眾哲學》害死人！因《大眾哲學》產生的深遠的社會影響，為此他曾大罵過陳立夫說：共產黨能寫出《大眾哲學》，你們身為國民黨怎么就寫不出來？而毛澤東不僅多次認真閱讀過《大眾哲學》和《資本論》，還給他在蘇聯留學的兒子毛岸英寄過一本《大眾哲學》，讓他好好認真閱讀這本書。又曾去信給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葉劍英，要他在西安多買一些《大眾哲學》帶回延安來，供提高干部思想水平之用。可以說，在毛澤東還沒有認識艾思奇之前，在哲學思想上，他與艾思奇就已經開始有了“神交”了。

　　在延安，兩人成為深入交談哲學的密友

　　1937年10月，在黨組織的安排下，艾思奇、周揚……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離開了上海奔赴延安。到達延安后，延安土墻上貼著一幅幅歡迎的標語，其中有這樣一幅：歡迎青年哲學家艾思奇到延安來！這頓使他感到一股巨大的暖流在心底奔涌。在交際處剛吃完飯，工作人員又進窯洞來通報：毛主席來看望大家了！艾思奇和大家一樣，都為黨的領袖能禮賢下士而激動不已。

　　當毛主席神采奕奕滿面笑容地出現在窯洞時，窯洞里立即響起了一片熱烈的掌聲。毛主席輕輕鼓掌還禮，然后伸出兩臂招呼大家坐下。等大家坐好后，他就親自給每個人斟茶、遞煙，還給抽煙的同志劃火柴點火，看到大家有些拘謹，就微笑著首先開了腔：“我們認識一下吧，我是毛澤東，下面就請各自報家門吧！”這句風趣的話，一下子就把大家逗笑了。拘謹頓然消失，氣氛驟然活躍了，一個個相繼自報家門。當艾思奇報了自己的名字后，毛主席親切地注視著他說：“噢！搞《大眾哲學》的艾思奇來了，你好呀！思奇同志，你的《大眾哲學》我讀過好幾遍了。最近你有新的著作嗎？”當得知艾思奇半年前出版了一本《哲學與生活》后，又風趣地說：“能否借我拜讀呀？讀完一定完璧歸艾。”在座的人一聽都樂開了。會見在熱烈愉快的氣氛中結束后，毛澤東走了，但他的話卻溫暖著每個人的心，窯洞里仿佛還留著他高大的身影。

　　招待會后不幾天，艾思奇接到通知，讓他去抗日軍政大學任主任教員，兼任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主席。“抗大”是培養抗日軍政干部的名校，艾思奇深知黨對自己的信任。他結合中國抗戰實際，通過運用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規律，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結合中國民族解放運動這樣一個具體的特定的歷史環境來進行認真的研究和備課，他講的課深入淺出，娓娓動聽。所以，受到學員的普遍歡迎。他曾給一千多名抗大學員上露天大課，還有許多慕名而來的旁聽者。曾經旁聽過他講課的吳伯蕭這樣評價說：“老艾同志講課的場面，已經是把魯迅先生響亮的召喚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了。”

　　一天課后，艾思奇正在辦公室備課，為他服務的通訊員跑來告訴他：中央辦公廳派人送來了給他的一封信，要他親自去取。艾思奇急忙去取信，一看那封信上剛健有力、龍騰蛇舞的“艾思奇同志親收”的字跡，就知道是毛主席給他來的信。拆開一看，其信曰——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學與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抄錄了一些送請一看是否有挑錯的。其中有一個問題略有疑點(不是基本的不同)請你再考慮一下，詳情當面告訴。今日何時有暇我來看你。

　　毛澤東

　　艾思奇把這封信讀了再讀，感到無限親切。看來毛主席可能是讀了他所寫的一切哲學著作了，而并不限于《大眾哲學》和《哲學與生活》，這從他寫的“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句中的一個“中”和“更”就說明了這一切。他讀得是那么認真仔細，“其中有一個問題略有疑點，而且要當面告訴”，但不知是哪個地方使毛主席有疑點呀？于是，他又翻開了寫有“艾思奇哲學與生活摘要”的毛主席摘抄的手書來看，他一頁一頁地翻閱仔細看下去，翻到第14頁末尾，看到毛主席寫了這樣一段話：

　　“根本道理是對的，但‘差別不是矛盾’的說法不對。應該說一切差別的東西在一定條件下都是矛盾。一個人坐椅搖筆濡墨以從事作文，是因為人與作文這兩個一定的條件把矛盾的東西暫時統一了。不能說這些差別不是矛盾。大師傅煮飯，把柴米油鹽醬醋在一定條件下統一起來。店員與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條件下統一起來。半工半讀，可以把工讀統一起來。差別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條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別就是矛盾。這就是所謂具體的矛盾。艾的說法是不妥的。”

　　最后在括號里寫的幾個字筆劃較細，顯然是用小楷筆寫的。艾思奇讀完這份毛澤東親筆抄寫的《哲學與生活》摘要后，仿佛如沐春風，如飲甘霖，整個身心感到鮮亮活潑，充滿蓬勃生機，感到全部身心都從未有過這么舒暢、這么沖動。他反復思索著毛主席加的：在一定條件下‘差別會轉化為矛盾’；而差別和矛盾又會在‘一定條件下’暫時統一起來這一看法。‘在一定條件下’該怎么理解？它是主體還是客體？……這一連串的問題在他腦海中盤旋著，漸漸地他理清了思路，思考越來越具體、深入、明確了！才感到‘在一定條件下’加得真好，真是字字千鈞，它使唯物主義辯證法建立在更堅實的客觀事物的基礎上，使辯證法的方法論更富有活力和批判精神了！只須想想：國共兩黨為什么可以合作共同抗日？不就是因為日本要滅亡中國，民族危機既威脅著中國工農大眾、也威脅著中國資產階級的生死存亡嗎？不正是在這樣的“一定條件下”國共兩黨才會合作、才可能使兩黨歷來的矛盾在共同的抗日這一民族大義的前提下統一起來嗎？又如：我們是大國，卻又是弱國；日本是小國，卻又是東方強國。中國要由弱變強直到勝利，日本要由強變弱直至失敗，不在“一定的條件下”都是不會實現的。明確了這“一定的條件”，我們就明確了具體的目標，就會使我們振奮精神去創造“這一定的條件”。從哲學意義上說，這就是要研究外部因素——即“一定的條件”是怎樣影響事物內部的矛盾運動，幫助我們去認識事物的本質，掌握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提高自己的預見力，以制定符合客觀實際的戰略和策略去奪取勝利呀！……艾思奇越想越深，越想越開闊，不由茅塞頓開，心明眼亮，同時，也不由深深佩服毛主席的高瞻遠矚、明察秋毫的不凡的思維能力。他在自己的哲學思維中徜徉了大半天后，想到應把毛主席的信和手書珍藏好，不由又看了一遍信，當他看到“今日何時有暇，我來看你”這最后兩句話，才著急起來。起初沒有細琢磨，現在才感到事態重大；毛主席日理萬機，日日夜夜為國事操勞，時間對他是何等的珍貴，自己怎么能勞駕毛主席來看一個小小的艾思奇呀！此事宜早不宜遲，以免毛主席來訪也！于是，艾思奇立即在當天晚飯后主動去拜訪了毛主席，兩人就艾思奇的《哲學與生活》和其他哲學問題進行了熱烈的長談。從此，毛澤東就一直把艾思奇視為可以交談哲學、深入交換對各種問題看法的密友。

　　毛澤東和艾思奇新解“實事求是”

　　1938年1月13日，艾思奇又收到了毛主席派人捎來的這樣一封來信——

　　思奇同志：

　　我沒有《魯迅全集》，有幾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內，遍尋都不見了。軍事問題我在開始研究，但寫文章暫時還不可能。哲學書多研究一會再寫還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幾天。

　　梁漱溟到此，他的《鄉村運動理論》有許多怪議論，可去找他談談。

　　有空可來談，但請在星期一星期五以外之晚上。

　　敬禮

　　毛澤東 1月12日夜

　　艾思奇讀完這封信后，就立即聯想起他到延安后曾把他從上海帶來的幾本魯迅著作送到毛澤東手里時的情景：毛主席捧著它們就像捧著初生嬰兒般那么小心和高興，他輕輕揭開書頁，一本本翻著，雙眼閃耀著喜悅的光輝，并說：“有人說魯迅只是一個文學家，我說他不只是一家，是三家。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學家！”

　　毛主席對魯迅的尊重和評價，遠遠超越了一般人的認識，使艾思奇十分感動。魯迅先生歷來是艾思奇最為敬重的思想先驅。先生在上海逝世后，他曾和著名的科學家高士其一起去上海萬國殯儀館瞻仰先生的遺容并失聲痛哭、沉痛悼念。從毛主席對魯迅先生的極為尊敬和高度評價中，他感到了如同尋覓到“知音”似的欣喜。而如今毛主席又來信邀他“有空可來談，但請在星期一星期五以外之晚上”,這就等于明確告之何時適宜去的時間表了！到底是去還是不去呢？艾思奇不由猶豫再三了！若去吧，可如果正碰上他在工作，那豈不是延誤了他日理萬機的寶貴時間？如果碰上他正休息？那豈不打擾他。若是不去，這豈不是失去了直接向毛主席請教的難得機會，能聆聽到他超過一般人見識的精辟見解，這是何等的珍貴呵！再說，若是不去豈不是連普通的人際交往的禮貌也沒有了嗎？于是，在一個夜晚，他便去再次拜訪了毛主席，想不到兩人一談起哲學及各種問題來，便談興大發，竟長談通宵而忘記了時間。當艾思奇告別走出鳳凰山麓吳家院毛主席的窯洞時，已是天色破曉了！

　　這次通宵長談，使艾思奇佩服的是：毛主席讀過的哲學著作竟是那么多，從馬、恩、列、斯，到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穆勒、哥德；從中國古代哲學著作到當代國內外哲學家的著作，他都涉獵了！且哲學思想的恢宏，剖析問題的尖銳、深刻，更是令人折服。當他們談到孔、孟哲學的“中庸”主張是否含有折衷主義時，毛主席說：“你寫的《中庸觀念的分析》，我拜讀過了。他們的中庸思想本來有折衷主義成分，它是反對廢止剝削但又反對過分剝削的折衷主義，這是孔子儒家思想的基礎。”一語就道破了“中庸”的實質，何等的明快、深刻。接著，毛主席又高興地說：“你這篇文章里，對‘實事求是’這句話有新解。‘實事求是’并不是像普通意味上的小心翼翼地循規蹈矩之謂，而是能遵循事物自身的必然法則以決定方針動向之謂。是不是這樣的？”艾思奇對毛主席讀書讀得那么認真、那么細心，連自己對‘實事求是’這一成語的新解釋竟也引起了他的注意，真是出乎意外！不由為之萬分感動和敬佩，并進而認定：作為領袖人物，恐怕很難找出像毛澤東這樣熟諳哲學并這么關心哲學在中國的發展的人了。

　　他們的“談哲學”,越談越熱火。毛主席抽著煙，在窯洞里慢慢踱步，他數著指頭繼續對“實事求是”進一步深入發揮他的見解：“讀書學習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應用。我們需要本本，就是要應用它來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的本本主義。”這一針見血之言，如電光火石一般頓然使艾思奇聯想起過去的一件事來：那是在陜北公學的一次紀念會上，毛主席從屋里出來,見到一位老朋友，便和他搭話。這時,一位也是搞哲學的教授向毛主席走來，遠遠地喊：“毛主席！李白的‘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是不是辯證法？”艾思奇挨得很近也聽到了，便興致勃勃地注意著毛主席怎樣回答這個問題。誰料毛主席卻好像沒聽見似的，只是招呼他們說：“進去吧，吃飯吧！”當時艾思奇很納悶，百思不得其解。而這時候才恍然大悟：他是在鼓勵我們運用唯物辯證法去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并不希望我們把精力和時間用在和當前的對日斗爭不那么急迫需要的問題上，更反對用在鉆牛角尖上，這才采取了這么一種方式，即不回答的回答(若直接回答，指出教授提出的這種鉆牛角尖的學究氣的毛病，會傷害他的自尊心、虛榮心，使其尷尬，下不了臺)。而這是多么高明、多么得體的“回答”，真是用心良苦呀！

　　接著，毛主席認為：全國大批進步青年奔赴延安，對這些青年進行人生觀的教育很有必要。便征詢地說：“吳黎平不是寫了本《辯證法唯物論和唯物史觀》的書嗎？你是不是和他一起寫本唯物史觀的書呢？這樣一本書，對于培養青年正確的人生觀極為需要，而青年時期，為一生的革命人生觀打好基礎，是一個基礎工程呀！”他說得那么親切、那么真情。他不是向你發指示、下命令，卻像和老朋友商量事情。艾思奇被深深感動了！便一口答應下來并向他提出：“主席，等我和吳黎平寫出來后，想請你先過目，可以嗎？”毛主席聽后笑了，他的笑猶如初升的朝陽那樣，使人感到溫暖、使人感到心曠神悅。他笑聲朗朗地回答說：“好嘛！我先讀為快，先讀為快嘛！”。

　　后來，艾思奇忽然想起毛主席在來信中說到“軍事問題我在開始研究，但寫文章暫時還不可能，哲學書多研究一會再寫還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幾天”的話,便把話題引到這方面來，向毛主席請教。毛主席談興大發：他從“統一”中就包含著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談起，慢慢地從哲學理論引申到抗日戰爭中的諸多實際問題來：從汪精衛、周佛海的“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的“亡國論”的無恥，講到蔣介石的想依靠英、美的援助，“我們再打一年半載，國際援助就可以不求而至。我們抗戰的最后勝利，就在一年半年以后的那個時期”的“速勝論”的荒謬，又詳細分析了中、日雙方的實際情況，指出矛盾的雙方的弱與強在一定條件下必然會發生轉化。所以，中國的抗日戰爭只能是持久戰……滔滔宏論，使艾思奇心里不由涌起了“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感覺。如果沒有全局在胸的高瞻遠矚、沒有對客觀事物發展規律的透徹了解，又怎能對當前的局勢和未來能有如此科學的預見？不由從心底產生由衷的贊嘆：毛主席真是運用唯物辯證法的大師，這真是中國抗日戰爭之幸！是中華民族之幸！(毛主席與他交談的這些內容，后來也就成了毛主席日后發表的《論持久戰》的基本內容)。

　　毛澤東評價艾思奇：“一個真正的好人！”

　　在延安時，毛澤東為了推動干部研究馬列主義哲學，他首先發起組織了一個哲學小組，有艾思奇、陳伯達、吳黎平、楊超、和培元、何思敬等，每禮拜活動一次。有一次活動時，毛主席把他寫出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的油印稿發給大家，征求大家的意見，以便根據大家的意見進行修改。但大家都有點拘束，互相觀望誰也不愿先發言。于是，毛主席開始點將了，他笑著對艾思奇說：“思奇同志，你的哲學文章寫得好，從卓別林到希特勒的胡子，你竟然發現了那么多哲學道理，今天還得你開個頭喲！”風趣的話語一下子就把大家逗樂了。艾思奇也就無拘無束帶頭發言，侃侃而談。毛主席很注意地聽了他的發言，接著大家都敞開胸懷，暢所欲言了。對大家的發言，毛主席不但認真聽，還一一摘要記了下來。散會前，毛主席對大家說：“大家不要走，既來之，則安之嘛！今天我請客，算是對大家的感謝。”說著還向大家拱拱手。窯洞里頓時響起了一片歡笑聲。

　　艾思奇和吳黎平在延安有點稿費收入，算是富翁了。同志們經常要他們請客，他們倆有時也共同請。有一次，王若飛笑著對他倆說：“又該你們請客了。”王若飛約了吳玉章后又去約毛主席，毛主席一聽是用稿費請客，便高高興興地赴約來了。和大家坐在一起，有說有笑，毫無拘束，領袖和同志間非常融洽，像一家人似的，氣氛愉快極了。

　　1942年1--2月，毛澤東在延安對全黨分別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在全黨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整風運動。艾思奇接到通知，要他去楊家嶺中央辦公廳參加一個會議。他去到那里后又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對他說：“思奇同志，請到這里坐。你寫的《抗戰以來幾種重要哲學思潮評述》，我看過了，這很好嘛！”隨后又不無感慨地說：“我們多么需要一大批能夠對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哲學等方面的問題，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說明的理論家啊！”

　　艾思奇為毛澤東那真誠的求賢若渴的神情所感動。他知道毛澤東也是在鼓勵自己，可惜自己在這方面做得還遠遠不夠。

　　開會了！毛澤東倡議：“現在全黨開展整風了，請你們來，是希望你們趕快編譯一本書，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思想方法論》。整風要學習馬列主義、要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改造我們的學習、來改造我們的思想。所以，要學習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是很重要的。”根據毛澤東的倡議，經過大家的熱烈討論，最后決定這個任務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化思想研究室來承擔，由艾思奇負責總編。毛澤東向艾思奇伸出兩個手指頭：“思奇同志，要求你們兩個月內編好這本書。”艾思奇感到毛澤東多么迫切地渴望及早見到這本書，他也知道這任務是何等的繁重，便堅決地回答：“好”。

　　接受任務回來后，艾思奇他們便開始廢寢忘食地刻苦工作，有時候甚至通宵達旦。艾思奇精通德、英、日語，工作量更大，但通過大家一個多月的刻苦努力，他們終于在馬、恩、列、斯浩如煙海的中外文譯著中，把有關思想方法的論述全部摘選出來，認真對照各種版本，把《馬恩列斯方法論》編譯好了。毛主席看到后，非常滿意和高興，而通過編譯這本書，使艾思奇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道路上變得更加自覺、也更加成熟了。

　　在延安工作的10多年，艾思奇與毛澤東結下了深深的“哲學情”，而通過長期的來往和接觸，毛主席對艾思奇可謂了解深刻。他對艾思奇的評價是：“一個真正的好人！”這是毛澤東與劉白羽在一次閑談中，話題不知怎么就談到艾思奇后，毛澤東所說的肺腑之言。(沙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