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19日電 香港《文匯報》今日文章稱，眼下正是秋高氣爽時節，人們紛紛利用雙休日或節假日外出度假或旅游，致使“假日經濟”成為一個熱點話題，想來這與中華民族歷來注重文化消費的傳統有關。改革開放以來，國人的公休時間增多，除原有節假日外，又增設春節、勞動節、國慶節三大“黃金周”，加上每周的雙休日，現在我國全年法定節假日約有一百一十四天，而香港的節假日就更多了。

　　　中國古代有沒有節假日？古人們是如何休假的？在好奇心驅使下，筆者利用這個雙休日翻箱倒柜查閱了一些古籍史料，終于找到關于古人放假制度的記載。

　　　漢朝至隋朝，官員每五日放假一日，謂“休沐”，意即沐浴和休息。唐、宋時期實行“旬假”制度，即一旬(十天)休息一日，稱“旬假”。一年三十六旬，可休三十六天。除這些常規假日外，法定的節假日更加豐富：據宋史筆記《文昌雜錄》記載，元日(春節)、寒食、冬至各放假七日，類似今天的“黃金周”；天慶節、上元節、天圣節、夏至、先天節、中元節、下元節、立春、人日、中和節、清明、上巳、天祺節、立夏、端午、天貺節、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秋分、授衣、重陽、立冬等等也都放假，合計法定假日有七十四天，加上三十六天旬休日，共一百一十天，與今天的節假日總數非常相似。基于人倫血緣和宗法觀念，古代還有許多“人性化”假日：父母住三千里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定省假(不含旅程)；在五百里外，則每隔五年有十五日的定省假。兒子行冠禮時有三天假期；兒女行婚禮時有九天假期。父母親去世，解官戴孝三年(軍職為一百天)。親戚去世，根據關系遠近設不等的假期。

　　　元代規定全年只有十六天節慶假日，可能是因為元太祖鐵木真(成吉思汗)是游牧民族，與漢族的民俗截然不同的緣故吧？到了明、清兩代，“公務員”似乎更辛苦些，“旬假”制逐漸削減甚至取消，全年只保留三個假期，即春節、冬至及皇帝的生辰。在眾多大臣反對聲中，朝廷只好接受“民意”做了修改，在三個假日的基礎上增添了寒假，又將春節和寒假的假期均延長至一個月。不過朝廷規定，長假期間官員仍要不時到其官署處理必辦的公務，涉及司法的事務更是不能停止的。

　　　唐朝詩人李商隱有首著名的《無題》詩：“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坐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從該詩的后兩句我們不難看出，當詩人沉浸于對昨夜良辰美景的回憶時，遠處傳來陣陣鼓聲，天要亮了，詩人又該上朝了。所謂“應官”指的便是應付官差。據記載，唐代以后官員們習慣于是上午或整天都在官署里，傍晚才回家。當然，對于京官而言，如果是朝會的日子，他們就要一大早先去上朝，然后才到自己的官署辦公。而地方上的主政官員與他們家眷大多住在一起，前面辦公、后面居家，所以衙門與官邸是一回事，放假與不放假也就無所謂了。但一般的幕僚們是沒有官邸的，甚至得離家別子住在官署里或租屋而住，節假日對于他們而言就顯得非常重要的了。

　　　蘇軾曾在京城汴梁(今河南開封)為官，負責檔案管理和修訂歷史。蘇乃文章高手，十天就能輕松完成全月任務。但當時官府也實行“簽到制”，要求他早上簽到、晚上值班，這就讓他很不自由了。東坡就盼望“旬末”，一到這一天他就可以到處游逛。當時汴梁城規模宏大熱鬧非凡，是世界第一大都市。但再大的城市轉幾次也就夠了，何況文人的愛好不在城市而在名山大川，于是蘇東坡就向往著外出觀光旅游。幸好每年的春節、寒食和冬至都有長假，蘇軾就利用這些假期，到處游山玩水開闊眼界，他的許多佳作都是在旅游途中完成的。后來蘇軾調任杭州知府，上任時恰逢冬至黃金周，各大景區游人如織，他就選擇到人跡罕至的吉祥寺游覽，留下“何人更似蘇夫子，不是花時肯獨來？”的名句。幾年后他又調黃州任職，節假日自然沒少光顧附近名勝古跡，有一年七月“鬼節”，人們都在家燒紙焚香，東坡卻獨自南下湖北，泛舟赤壁探古訪幽，所謂“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前赤壁賦》)，過了一個愉快的“黃金周”。 (馬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