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畔槍炮齊鳴，中國軍隊奮起抵抗日軍的挑釁和進逼，抗日戰爭的炮火打響了。由于政府準備不充分，華北地區雖部署有不少中國軍隊，但倉皇應戰，除少數部隊的官兵拼命抵抗外，多數一觸即潰，拔腿南逃，華北大片國土，包括文化古城北平，很快陷入敵手。

　　“七七事變”時，程硯秋正在山西太原公演。前八天的演出，每日悲劇、喜劇交替上演，反應極好。演出到第九天，事變消息傳來。劇團成員的家小都在北平，北平周圍炮火連天，大家怎么不心急如焚？戲無法唱下去了，立時輟演，同仁們也包括程硯秋都歸心似箭。由于戰爭，平漢鐵路已斷，火車不通，程硯秋等被困在了山西，經朋友幫忙，弄到汽車，他們乘汽車去大同，再換平綏路火車，走走停停，才輾轉回到北平。

　　《荒山淚》和《春閨夢》是京劇大師程硯秋的代表作。一上演就震動了保守、沉悶的北平劇壇，猶如劃天而過的彗星，放出璀璨奪目的光芒。程派藝術因此更上一層樓，程硯秋的聲名更盛了。他的觀眾層面也隨之擴大，關心國家興亡、人民疾苦的愛國正直人士和知識分子，從程劇中得到共鳴。

　　程硯秋滯留山西的消息傳到延安，引起周恩來的關注。周恩來早年看過程不少戲，對他的藝術和為人十分欽敬，聞此曾派人去山西，打算先把程等暫時接到延安再做安頓。人到山西，程硯秋已乘汽車北上了。如果當時程硯秋真被接到延安住上一段日子，直接接觸了共產黨，那也許他的后半生歷史將是另一種樣子。程硯秋輾轉回到北平，等待他的卻是一座被日本軍國主義占領、毫無生氣的死城。不少商店上著門板，街上路靜人稀，日本兵把守著各城門檢查行人，就像電視連續劇《四世同堂》中所描述的那個樣子。日本兵的刺刀、皮靴，深深地刺傷了程硯秋的心。

　　故都淪陷，人心不安，很多劇團難以演出；就是演出，觀眾也寥寥無幾。亡國奴的威脅，使人們惴惴不安，哪有心思去看戲？靠吃“開口飯”的戲曲藝人，生活上陷入了危機。

　　日本軍侵占北平后，急于粉飾太平裝點門面，恢復“歌舞升平”的局面，遂找梨園公會，脅迫他們組織京劇名角聯合唱義務戲，名義是“支援皇軍，捐獻飛機”。

　　北京(日軍侵占后又復此名)素有唱合作義務戲的傳統。一定時期就有以“賑災”、“救濟貧困”等名義的義務戲，很多名角各呈佳劇薈萃一堂的大合作，往往轟動九城，名宦巨賈各界士媛爭相觀看，票價再高也在所不惜。因為義務戲實在是難得的一次集中欣賞京劇最佳表演之良機。所以，北京一有大義務戲，就成了各報刊的重要新聞，采訪特寫，渲染夸張，愛好京劇的古城觀眾，即使看不上戲，也爭相閱讀報道，談論時眉飛色舞、樂此不疲。

　　日本人和一些依附日本人的民族敗類，看中了北京人的心理，想用辦大義務戲的方法，繁榮市面穩定人心。還有，“捐獻飛機”，那唱戲的和聽戲的豈不都是“效忠皇軍”的良善子民？！

　　當時梅蘭芳早已南遷不在北京，楊小樓以年老多病為托詞，日本人一進城就謝絕舞臺，于1938年陰歷正月十五病故；在旦角中，以程硯秋聲名最盛，所以這場義務戲一定要讓程硯秋出臺。

　　在高壓下，許多京劇名演員對這場義務戲不敢不唱，硬著頭皮答應。梨園公會的人找程硯秋商量，卻碰了個大釘子。

　　這天，程硯秋正在什錦花園家中悶坐。“秋聲社”的經理人吳富琴、高登甲陪著梨園公會的人來拜望程硯秋。梨園公會是京劇伶人自己的組織，辦事人也是同行熟人。雙方客氣寒暄落座獻茶。大家都知道程硯秋一向剛正不阿、寧折不彎的性格，可事情又不能不和盤托出，于是來人囁嚅地說：“四爺，您看有這么件事，還得請您幫忙……”

　　一向彬彬有禮的程硯秋，未等對方把話說完，騰地站了起來：“什么？給日本人唱義務戲？我不唱！”來人婉轉陳詞，希望他能圓這個場，體諒同業的難處。程硯秋斬釘截鐵地說：“我不能給日本人唱義務戲，叫他們買飛機去炸中國人。我一個人不唱，難道有死的罪過！誰愿意唱，誰就唱，我管不了。”來人再次勸說，表示大家很怕日本當局，以程在京劇界的地位，若堅決不唱，“對您、對京劇恐怕都不利”。程硯秋氣得漲紅了臉，憤憤地說：“我一人做事一人當，絕不連累大家。獻機義務戲的事，我程某人是寧死槍下也絕不從命！不妨轉告日本人，甭找梨園同業的麻煩，我有什么罪過，讓他們直接找我說話就是了。”一番話擲地有聲，大義凜然。

　　幸好這些“反日”的話是對同行們說的，沒有傳到日本人的耳朵里。但是，日偽當局從程硯秋拒演獻機義務戲以及以后的一系列行動：不為敵偽當局唱堂會，拒絕參加去“滿洲國”的“文化使節親善團”，公演時不給偽政府、報社、電臺留“官座”等，看出程硯秋有抗日的“反骨”，等有機會收拾他。

　　【摘自《京劇大師程硯秋》胡金兆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