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對近代反清女豪秋瑾之名并不陌生，不過對于她那“秋風秋雨秋煞人”的英姿從何而來，又從何而落，卻未必十分清楚。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過杭州學者鄭云山教授的《秋瑾》一書，堪稱中國大陸學者關于秋瑾的第一本專著，稍后，此類著述漸次增多。而迄今為止，國內學者對于秋瑾的研究，大多側重于她為推翻清政府而從事的革命活動，至于她在日本的活動以及多方的人際關系究竟如何，卻涉獵無多，其中當與日文資料的搜集與研讀之困難密切相關。在秋瑾血染古軒亭口(亦即魯迅名作《藥》中的“丁字街”)百年之際，日本學者永田圭介《秋瑾——競雄女俠傳》一書中譯本的發行儀式在秋瑾故里隆重舉行，該書中譯本的問世，堪稱中日學術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值得慶賀的事，它也足以表明，中外學者關于秋瑾的研究并非已經無話可說了。

　　《秋瑾——競雄女俠傳》有助于彌補我們秋瑾研究中的諸多缺憾

　　自秋瑾遇難伊始，即便是在清朝君主專制主義的掌控之下，就不乏有心人收集關于秋瑾的生平與文稿資料，勾畫其與眾不同的人生歷程。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戰事頻仍，而且政局多變，連秋瑾的墳墓都屢遭掘遷，先后竟達十次之多，國人卻并未淡忘這位出色的近代革命先驅，有關史實的考訂與梳理，文集的增篇與詮釋，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賡續不絕。無論是在秋瑾的祖國，還是在她曾經留學過的日本，無論是在祖國的大陸，還是在香港和臺灣，都有關于她的文集與研究成果出版，而且都擁有一批慕名而索的讀者。小野和子、石田米子等日本學者在敘述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或辛亥革命史時，也少不了要把秋瑾作為重要的個案來分析。美國學者瑪麗·巴科斯·蘭金的《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中國早期革命激進知識分子》(哈佛大學出版社1971年版)堪稱歐美學界研究中國辛亥革命的重要著作之一，該書雖不是以研究某個具體人物為主，但也把秋瑾作為重要的考察對象。在全書正文235頁中，與秋瑾直接有關的篇幅大約共有16頁，占全書正文的1/15。

　　對秋瑾研究投入最多、著述也最多的，無疑仍屬我國的文史研究者，其中不乏數十年如一日的鍥而不舍者，新近加盟的后繼者則不滿足于對已有文本的校勘與解讀，而是在研究視角與方法上另辟蹊徑，關于女權主義與秋瑾的角色沖突、“秋案”發生后的社會輿論與官方態度之間的復雜關系等，都是近年來頗具新意也不乏深入爭辯的園地。但相對來說，我國學者基于語言的障礙，對秋瑾旅日資料的挖掘與運用還著力不多。瑪麗·巴科斯·蘭金的《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中國早期革命激進知識分子》一書對日文資料也鮮有關注，乃至對秋瑾在日留學與反清革命的活動敘述甚簡，總共不足一頁的篇幅。而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是，留日生涯乃秋瑾義無反顧走向反清革命的重要一環，豐富而復雜的人際交往亦曾編織她的鮮活人生，如果不能認真地清理其革命思想之源與流，簡單化的文本分析與人云亦云的話語套路就只能將研究者嵌定為文本之奴隸，頂多是展開解讀的想象，隨意加減歷史。日本學者永田圭介《秋瑾——競雄女俠傳》一書的問世，則有助于我們明了上述缺憾，盡量彌補。

　　作者將日文與中文資料互相對照，對秋瑾在日活動作了比較詳細的爬梳，可望彌補國內學者的研究弱項

　　《秋瑾——競雄女俠傳》把秋瑾的一生放在中日兩國的國情演化與中日關系的時代背景下來敘述，更容易使讀者把握傳主反清革命思想的成因與革命活動的具體內容，還通過運用大量的中、日文獻資料，從秋瑾的誕生到密謀反清，對她的一生作了系統的描述。與一般學術論著不同的是，這是一本可讀性很強的文學讀物，閱讀起來并不干澀；與一般文學作品不同的是，這又是一本可信度較高的傳記作品，不是信口開河，漫天演繹，而是一邊敘述，一邊拷問舊說，交代資料來源，不乏學術參考價值。在充斥我國書肆報攤的人物傳記作品中，如此嚴謹的敘述似不多見。作者還在悉心搜集的基礎上，將日文與中文資料互相對照，把秋瑾是如何去日本留學的，又是如何在日本生活和從事革命活動的，都作了比較詳細的爬梳，可望彌補國內學者的研究弱項。

　　例如，關于秋瑾到底是去美國還是去日本留學的猶豫過程(PP125-128)、秋瑾在北京永定門車站與子女依依惜別的場景(PP134-135)，赴日輪船上發生的生動故事(PP134-138)、抵達日本之后的生活安排、與浙籍和湘籍留學生的頻繁交往、服部繁子與下田歌子等在秋瑾入學問題上的照顧(PP149-150)、秋瑾與反清干將宋教仁等人的會面情狀、談話內容(PP163-165)，等等，作者都有翔實的交代。

　　首次披露了秋瑾與魯迅留日時在一些問題上的沖突等易為國內學界忌諱的細節

　　作者還從資料出發，首次披露某些易為國內學界所忌諱的細節。作者根據日本報刊的資料記載，細述革命文豪陳天華因抗議日本頒布“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而蹈海自殺和宋教仁、秋瑾等組織追悼活動的經過，云:

　　翌日(12月9日)，留學生們公推秋瑾為召集人，在留學生會館中的錦輝館召開陳天華追悼會，會上，她宣布判處反對集體回國的周樹人(魯迅)和許壽裳等人“死刑”，還拔出隨身攜帶的日本刀大聲喝道:

　　“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可見，在如何對待日本政府壓制中國留學生革命活動的問題上，自費留學的秋瑾與官派留學的魯迅、許壽裳等人之間出現過激烈的沖突，這對深入研究魯迅的生平事跡與早期思想，也是不可多得的資料線索，彌足珍視。為了表明作者不是有意偏袒秋瑾，《秋瑾——競雄女俠傳》還特意引用北岡正子在《魯迅——在日本這個異文化的國度中》一書中對秋瑾的贊譽，展示這位中華女俠的風采:

　　這位女性，不僅姿色動人，還言談爽快，令須眉黯然遜色。事情發生后，秋瑾帶頭四處奔走，在學生中做了大量的說服動員工作，在她身邊很快就集結了七八百名學生，她領導學生開展工作，不斷激勵學生堅持斗爭。(PP206-208)

　　重新考察了國內目前出版的一些關于秋瑾的回憶錄，勘正了其中的失實之處

　　對秋瑾幫助和影響甚大的日本女友服部繁子的《回憶婦女革命家王秋瑾女士》一文，乃中日學者都很倚重的基本資料之一，非同小可，《秋瑾——競雄女俠傳》一書就對它作了多處考證和糾誤，盡可能使敘述的事實與歷史的真實相吻合。

　　例如，服部繁子的回憶錄對秋瑾丈夫王子芳(廷鈞)、兒子沅德、女兒燦芝的年齡，乃至對秋瑾首次回國之原因的分析，都存在記憶的失誤，永田圭介都不厭其煩地予以勘正(P120、P166)。

　　服部繁子還提到秋瑾的丈夫王子芳與好友吳芝瑛托她帶秋瑾留學日本一事，但永田先生根據此前天津《大公報》刊登的題為《女士壯志》的報道，發現早在王子芳等請求服部繁子把秋瑾帶到日本之前，秋瑾的留學東瀛之念就已見諸報端:

　　浙西［東］秋璇卿女士，好學極篤。去冬有訂其為女學教習者，女士以未經身親文明教育，未敢冒昧從事，故極意游學東瀛，以覘學務。乃適值日俄事起，海道梗阻，而女士之志不以此少餒。現與大學堂教習服部君之夫人相訂偕行，俟有東渡之船，即行束裝。壯矣哉！須眉男子所不及焉！(P132)

　　永田先生還鄭重指出:

　　服部夫人繁子的回憶錄，對記憶中的事情是下了很大功夫去加以描述的，只是在有些事情的經過以及時間日期上有搞錯的地方。稍微對其進行些辨析考證就可發現這些與史實有出入的地方。實際上秋瑾本人對于去日本時是否能與繁子同行這事并沒有看得那么重要，這從秋瑾曾跑到上海去尋找也想去日本的女子結伴同行此事上也可看到這一點。這種行為的本身也可得知事前應該是得到繁子的同意的。此外，作為清朝官吏的王子芳，對于自己的妻子到了日本后大膽地進行激進活動應當感到擔心和害怕，按照常理，他不應該代秋瑾去請求繁子帶她去日本，而應該借助繁子的影響力阻止秋瑾才對。再則，作為秋瑾本人，因要把兩個孩子委托丈夫一人照料，故只會想到盡量尊重丈夫的意見才是，這樣才能減輕自己的心理負擔。按照上述的思考和推測，“同船一起去日本”、“和服部夫人同行”等事實，才能與當時的新聞報導相符，不至有矛盾出入，因此，對于繁子的回憶錄中的相關記載，有必要重新對其考察和認識。(PP133-134)

　　正是根據永田圭介卓有成效的資料搜集與考證，我們還能知道，秋瑾應服部繁子之請寫的《日本服部夫人屬作日本海軍凱歌》，可能并不像有些日本學者所認為的“有討好日本的心理”(P216)。至于秋瑾從日本回國后與久別重逢的密友吳芝瑛飲舞高歌，作者還認為，秋瑾當時所唱的日本歌應該是《婦女從軍歌》(P213)。訓練有素的譯者聞立鼎先生把該歌的六段歌詞用六首漢語七絕的形式翻譯出來(P214)，使它與作者的論據、秋瑾的《日本服部夫人屬作日本海軍凱歌》(P216)的詩句在詞、意與韻等方面一同對應起來，使推論更具說服力。日本著名中國近代史專家狹間直樹先生在該書序言中，都不得不感嘆作者的推論所展示的識力。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試圖以考據的態度完成秋瑾傳記的學者永田圭介先生并非文史專業出身，他是一位研究建筑涂料的工科專家，只讀過武田泰淳的小說《秋風秋雨秋煞人》，而且當他轉身研讀秋瑾的資料時，年已66歲，中文基礎并不好，即便是詞典隨身，閱讀起來仍很吃力。然而，正是2001年的那次秋瑾故里之行，使他深深地為這位中華女杰的豪情與風采所感動，就決心在2007年秋瑾遇難100周年之際，“完成一部從全新角度來描述的《秋瑾傳》”(日文版原跋)。如今，當作者以業余的身份和嚴謹的態度將這本《秋瑾——競雄女俠傳》展示在中國讀者面前時，我們能不為這位日本長者的刻苦精神以及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誼所感動么？

　　(作者郭世佑 為中國政法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