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活著會怎樣”

　　1957年前后，是毛澤東一生當中比較多地談及魯迅的時期，而他談得最多的是魯迅的雜文。

　　1957年3月8日毛澤東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說：“魯迅不是共產黨員，他是了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他用了一番工夫研究，又經過自己的實踐，相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特別是他后期的雜文，很有力量。他的雜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這33個題目，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中央宣傳部辦公室1957年3月6日印發的《有關思想工作的一些問題的匯集》，共匯集了33個問題，即毛澤東所說的“33個題目”。“文化大革命”時期社會上傳說，毛澤東認為魯迅可做個文聯主席，可能這篇講話是個緣起。

　　1957年3月10日，毛澤東接見新聞出版界代表時談道：

　　“魯迅的文章就不太軟，但也不太硬，不難看。有人說雜文難寫，難就難在這里。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么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

　　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魯迅后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并沒有片面性，就是因為這時候他學會了辯證法。列寧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說是雜文，也有諷刺，寫得也很尖銳，但是那里面就沒有片面性。魯迅的雜文絕大部分是對敵人的，列寧的雜文既有對敵人的，也有對同志的。魯迅式的雜文可不可以用來對付人民內部的錯誤和缺點呢?我看也可以。當然要分清敵我，不能站在敵對的立場用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同志。必須是滿腔熱情地用保護人民事業和提高人民覺悟的態度來說話，而不能用嘲笑和攻擊的態度來說話。”

　　毛澤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時，魯迅被林彪、“四人幫”利用起來，作為推行崇拜毛澤東的工具。

　　1966年10月19日是魯迅逝世30周年紀念日。這天，《紅旗》雜志和《人民日報》都發表了紀念社論。《紅旗》雜志社論的題目是《紀念我們的文化革命先驅魯迅》，其中說：“魯迅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在于他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無比崇敬和熱愛。……他始終堅定地跟著毛主席走，勇敢地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真正的革命者，都要像魯迅那樣，堅決跟毛主席走，走到底，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進。”這無疑是把“古史現代化”，讓今天的人感到啼笑皆非。《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學習魯迅的硬骨頭精神》的社論，指出：“我們學習魯迅，就要像他那樣，在斗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靈魂，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迎著斗爭的暴風雨奮勇前進！”說魯迅“在斗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更是荒唐不已，反映了那個特定年代的特殊政治氣氛。

　　輿論把魯迅打扮成為毛澤東的“崇拜者”，而實際上，毛澤東卻是魯迅的真正“知音”。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致信江青：“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指林彪，編者注)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于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于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

　　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毛澤東個人已經被神化的情況下，他對魯迅的評價仍然是很高的。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澤東大病一場。此刻他又一次想到了魯迅，他命人將《魯迅全集》排成線裝大字本，認真重讀并批注。1971年11月20日，毛澤東在武漢接見曾思玉等軍區領導人的時候說：“勸大家再看看魯迅全集，他的書不好懂，看上四五遍就懂了。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中國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學生。”

　　在毛澤東的晚年，多次發出“學魯迅的榜樣”、“讀點魯迅”的號召。1975年7月14日晚，毛澤東同江青談調整文藝政策問題，對他們把周揚等一批文藝界負責同志長期關押提出批評。毛澤東說：“魯迅在的話，不會贊成把周揚這些人長期關起來，脫離群眾。”1975年8月，毛澤東用顫抖的手在《魯迅全集》線裝本第5卷第5分冊的封面上寫下了“吃爛蘋果”幾個字，他要身邊的工作人員給他讀此分冊中的《關于翻譯(下)》一文。當讀到魯迅用“剜爛蘋果”的比喻，主張正確批評，反對“首飾要‘足赤’，人物要‘完人”時，毛澤東非常高興，連聲說：“寫得好!寫得好!”

　　對于《魯迅全集》的出版，毛澤東非常關心。1975年11月，毛澤東在周海嬰的來信中就魯迅著作的出版和研究工作，做了重要批示：“我贊成周海嬰同志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并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出版部門和研究人員聞風而動，一套嶄新的《魯迅全集》很快就呈現在全國廣大讀者的面前，對進一步學習魯迅、研究魯迅、發揚魯迅精神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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