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我現(xiàn)在是作家，寫東西當然不能站在農(nóng)民的角度看這個城市這個社會了。這不是什么中立的姿態(tài)，政治家可以為某一階層說話，作家應透過這一層看人性的東西。

　　南都周刊記者 羅小艷

　　賈平凹簡歷

　　原名賈平娃，1952年出生，陜西丹鳳人。1975年畢業(yè)于西北大學中文系。全國政協(xié)委員，陜西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1974年開始發(fā)表作品。著有小說集《賈平凹獲獎中篇小說集》、《賈平凹自選集》，長篇小說《商州》、《白夜》，自傳體長篇《我是農(nóng)民》等。《臘月·正月》獲中國作協(xié)第3屆全國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滿月》獲1978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廢都》獲1997年法國費米娜文學獎；《浮躁》獲1987年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

　　今年9月，賈平凹的新書《高興》面世，幾乎同時，他當選為陜西省作協(xié)主席。《高興》是繼2005年《秦腔》之后又一本關于失地農(nóng)民工的長篇小說，與前一次關注農(nóng)民離開土地的鄉(xiāng)村變化不同的是，這一次寫的是進城農(nóng)民工的故事。主人公劉高興在生活中有原型，是賈平凹一塊長大的同學兼老鄉(xiāng)。“文革”中兩人一起從初中輟學回鄉(xiāng)務農(nóng)，后來劉高興去當兵，老賈上了大學。再后來，老賈成了大作家，劉高興在家喂豬，也做過泥水匠，吊過掛面，磨過豆腐，后來進城拾起了破爛。

　　這是一本被賈平凹自稱為迄今為止寫得最吃力的小說。全書25萬字，苦寫三載，五易其稿，不用電腦的老賈說自己已寫壞了手指，但是面對記者提出的二十幾個問題，這一次他依然堅持了筆答的方式。因此，記者失去了傾聽大作家賈平凹濃厚鄉(xiāng)音的機會，卻意外收獲了老賈長達八頁的親筆回復，他的字可是能賣錢的，其中還附有一張簡函，“回答得不好，望諒，但我蠻認真的”，不禁莞爾，為老賈的謙遜，更為“蠻認真”的意趣。

　　寫作是為安撫我的靈魂

　　南都周刊：書稿原來的名字是《城市生活》，后改為現(xiàn)在的《高興》，出于什么原因？

　　賈平凹：《城市生活》這個名太一般，后來就改了，先改成《劉高興》，又覺得用人名也太局限，就再改為《高興》了。既是主人公名，還有了別的含義。我喜歡書名為兩個字。

　　南都周刊：從后記中我知道，你曾在父親的墳前流著淚說：“《秦腔》我寫了咱這兒的農(nóng)民怎樣一步步從土地走出，現(xiàn)在《高興》又寫了他們走出土地后的城里生活，我總算寫了……”這是一種怎樣的心愿？

　　賈平凹：我每次回故鄉(xiāng)都感慨萬千，每次回去肯定去父親墳上燒紙祭奠，我寫的《秦腔》、《高興》都是農(nóng)民的事，愿意給父親嘮叨。我是農(nóng)村出來的，我關注農(nóng)村的狀況，那里的任何事情都讓我牽掛。

　　南都周刊：那從《秦腔》到《高興》，關于農(nóng)民，你覺得想說的話都說了嗎？

　　賈平凹：是的，我把我感知的東西寫了出來，我覺得心里寬松了許多。我是個作家，我能做的只是把我能感知的東西寫出來，這樣可能會安撫我的靈魂。一個作家需要關注社會，但作品并不是要為某一個階層去說話，最重要的是寫人，寫人的本身，中國的許多人事是絞纏在一起的，要寫人的本身又不能剝離社會問題。所以，似乎我一直在寫現(xiàn)實生活，但最讓我感興趣的是人的問題。

　　南都周刊：這部小說寫得很不順利，前后五易其稿，問題出在哪里？

　　賈平凹：最主要的有兩點：一是農(nóng)民進城后面對城市有許多偏見，而我也有許多偏見，究其實是農(nóng)民意識在作祟，當我也在同情進城農(nóng)民又和他們一樣發(fā)泄種種不滿時，我發(fā)現(xiàn)我寫的不對。二是敘述的角度，我先是以第三人稱寫，后來變成第一人稱，變成第一人稱可以自由得多，能更好寫出劉高興的精神狀態(tài)。

　　南都周刊：為了寫《高興》，你前后去了幾次西安南郊城鄉(xiāng)結(jié)合部的村子？給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賈平凹：去了四五次吧，而結(jié)識的人來往就多了，說不清了。我感受最深的是他們生存環(huán)境太差，再是接觸之后，他們大多是那么質(zhì)樸，心思又那么豐富，他們完全靠一種心性在生活，沒有這種劉高興式的心性，那是難以在城市里生活下去的。同時我感到像我這樣的大多數(shù)人是那么麻木，我們太缺乏對他們的了解和理解，我們其實在偏見地生活著。

　　營造溫暖是為寄托人生的蒼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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