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楊振寧教授特別抽出近一個小時的時間專門接受了媒體采訪。采訪中，楊教授一口鄉音未改，地道的合肥話讓在場的每個人都倍感親切；談及翁帆，他說能夠找到一個彼此相愛的配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如今結婚快3年了，一切都很好；談到家鄉合肥，他說這6年發展矚目，今后還會有更高速的成長；談到當年加入美國國籍，他表示“放棄中國國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希望百歲時能再來合肥

　　談及今天的合肥與6年前他來時有什么變化時，楊振寧一個勁表示，變化太大，這6年成長的速度比以前同樣長的時間要快很多。“我看了地圖，現在合肥變得非常之大。在與孫書記聊天時了解到了合肥為什么發展得這么快，他給我解釋得很清楚。看這樣子，我想以后6年還會有更高速的成長。”

　　當憶起兒時在合肥的光陰，楊振寧感慨：一個人到了80多歲，他不可能不對他整個一生的經歷有些重新的回顧。楊振寧回憶，他出生的時候，合肥的落后是今天年輕的孩子們不能想象的，那時候，整個合肥只是在一個小圈里，兩層樓的房子都是很少的，似乎都沒有一個樓是三層的。

　　出生在四古巷的楊振寧，6歲離開合肥后，在1937年又搬回來在老油坊巷住了半年。楊振寧說，那時他叔叔家房子后面就是一條臭水溝，那個臭水溝從東城外面一直通到里面，而1971年第一次到新中國來訪問時，合肥的這條臭水溝已經沒有了。“那以后我又來了很多次，發現又有很多新變化，而最大的變化是最近6年，我想政府下了決定，大大地擴大了城區面積，所以現在向西邊、向西南邊、向東邊都大大地擴大了。”

　　前幾天一位領導邀請楊振寧到100歲時要再來合肥過生日，楊振寧表示，這個可能性很小，但我希望能活到100歲，到時一定再來合肥，那時若來了的話，相信與今天相比一定又有了更大的變化。他認為，這個變化也當然會是反映了整個中國的變化，而且這個變化是一層一層的，先是沿海，現在到了沿海里面的這一層。

　　“合肥土話”脫口而出

　　采訪現場，當記者想讓楊振寧用家鄉話來介紹一下合肥時，楊教授毫不猶豫，一口地道的合肥土話脫口而出：“我很高興又回到合肥來看看，合肥這六年來進步非常多，我想這是任何一個合肥人都會非常感興趣的，相信合肥以后二三十年還是會大大地繼續進步的。”

　　幾句合肥調的半普通話一下子拉進了大家的距離，眼前的老人就像自家隔壁的大爺般親切。據楊振寧教授回憶，當年，他父親與母親平常在家里講的話，都是一個合肥鄉音很重的普通話，尤其是他母親到晚年，鄉音變得更重。

　　“翁帆是上帝給我的最后一個禮物”

　　談及翁帆，楊振寧說，與翁帆結婚是很偶然的一件事情。在他們2004年底結婚的時候，楊振寧跟他弟弟妹妹還有翁帆的父母、姐姐通信的時候，說“翁帆是上帝給我的最后一個禮物”。楊振寧表示，這個不是隨便講的，是他想了再說的。“我想一個年紀大的男人沒有太太了普遍是很孤獨的，那么我能夠找到一個能彼此相愛的配偶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現在我們結婚已經快3年了，一切都很好。”

　　婚后這幾年，翁帆陪著他到處跑來跑去，楊振寧說，幸虧現在身體還很行，各地希望他去演講的很多，所以就跑得很多。據楊振寧介紹,他也經常去讓大夫檢查，檢查結果顯示，他身體的各個消化系統、呼吸系統、循環系統都還相當正常。談到翁帆的照顧，楊振寧笑著說，自己是不信中醫補藥的，而翁帆很相信，所以她會特別燉一些冬蟲夏草給他吃，雖然在楊振寧看來，這些東西并沒什么用處，但既然是愛人的心意還是吃了，而吃了以后他發現，最近這一年的各項指標都比前一年進步了。

　　全部的時間在國內工作

　　在中美學術交流上，楊振寧近年來主要致力于提高國內的教育水平，加強內地大學與香港高校的交流。如今他三分之二的時間在北京，三分之一在香港中文大學，主要的工作都在清華大學。他說，在這兩所大學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是對科學史做了很多研究，做一些演講，寫一些文章。明年初，楊振寧還準備出一本新的文集，文集里面有一半的文章是關于物理學史的。

　　從上世紀4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楊振寧一直在做前沿物理研究，但在最前沿做研究就像沖鋒陷陣一樣，需要很快地吸收，有很多新的發現，楊振寧表示，現在年紀大了，就不再做一些前沿研究，但他把一些物理學上的研究整理出來，寫了不少的文章。楊振寧說，他幫清華大學設立了兩個基金會，捐了很多錢，現在有一千多萬美元，在不同的投資公司，每年能達到15%的收益，這個對于清華大學研究中心的運轉有很多的好處。同時，為了更好地提高國內教育水平，楊振寧這些年總是盡力幫助這兩所大學引進最好的年輕教師，并且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質疑愛因斯坦”是誤讀

　　1957年，楊振寧和李政道憑借宇稱不守恒理論獲得了諾貝爾獎，曾有報道說他們的理論推翻了愛因斯坦的“宇稱守恒定律”，是對愛因斯坦的質疑。昨天，當楊振寧再次聽到這一論斷時，很肯定地說，其實這是一種誤讀，宇稱不守恒或守恒理論都與愛因斯坦沒有關系，不存在質疑。

　　楊振寧還回憶起他與愛因斯坦的第一次會面。楊振寧說，1949年他到普林斯頓后幾年間，見過好幾次愛因斯坦，但當時還主要是聽愛因斯坦的演講。直到有一天，他與李政道發表的一篇關于相變的理論引起了愛因斯坦的注意，后來愛因斯坦就讓他的助手來請他們倆過去談談，這是第一次近距離接觸。

　　當時交流了1個多小時，楊振寧說，由于愛因斯坦的英文中混雜著不少德文，加上當時見到了自己仰慕的大物理學家，非常緊張，所以愛因斯坦說的很多話都沒能聽懂，但這樣的會面是人生一個重要的經驗。

　　加入美國籍有復雜的背景

　　說起50年前獲得諾貝爾獎的情形，楊振寧說，當年和李政道一起獲獎，在當天頒獎結束后的宴會上，他當時說了5分鐘的話，至今記憶深刻：“今天在這個場合我深深知道我是一個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共同的產物，這兩個文化既有合作也有沖突，我為我中國文化的來源而驕傲，我知道我要繼續為西方發源的近代科學致力于我將來的工作。”

　　對于當年他加入美國國籍，很多人一直表示不理解，楊振寧說，這不是當時他一個人所面臨的問題，每個人改換國籍都是一個很復雜的經歷，對中國人更是如此。“放棄中國國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楊振寧說，他父親是不肯接受他換國籍的事情。在楊振寧看來，他的父輩當時去美國讀書的也很多，而99%都回來了，因為當時既沒有留下來的觀念，也沒有留下來的可能。可到了他的那個時代，當時的學者在美國的環境不一樣，正好發生了朝鮮戰爭，當時的美國總統就下了命令，中國的學者在美國獲得理工博士學位的，不準回國，因為當時美國人是不想當時的中國發展科技的。

　　楊振寧說，很長的時期，他手上拿的都是國民黨的護照，并不是改國籍。但后來都紛紛入了美國國籍，一個關鍵原因是在美國做學術研究工作要到世界各地開會、演講，而手上持有的護照很不方便，所以1964年他加入了美國國籍。(記者夏麗霞、馬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