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自忠路屬東城區交道口地區，是“平安大街”的一段，東起東四十條西端，西止地安門東大街東端，長700余米；南側與南剪子巷相通，北側自東向西與中剪子巷、麒麟碑胡同相通。

　　明代，稱“鐵獅子胡同”。據說，明崇禎時的田貴妃之父田畹居此，宅第門前有兩尊鑄鐵獅子，胡同因此得名。依據有二:一是《天咫偶聞》載:“吳梅村有《田家鐵獅歌》，疑即鐵獅子胡同。”二是《增舊園記》寫道:“增舊園名天春園，在安定門街東鐵獅子胡同，乃康熙間靖逆侯張勇之故宅也。當明季之世，宅為田貴妃母家，名姬陳圓圓者曾歌舞于此。”

　　1946年11月14日，北平市臨時參議會通過決議:“張自忠、佟麟閣、趙登禹三位將軍為國成仁，忠勇可欽。擬將本市鐵獅子胡同改稱張自忠路，北溝沿改稱佟麟閣路，南溝沿改稱趙登禹路，以資紀念。”是日，市長何思源簽署命令，更換路牌。“鐵獅子胡同”從此更名為“張自忠路”。1965年整頓地名時，將麒麟碑胡同并入張自忠路；“文化大革命”中又將麒麟碑胡同(一度改稱“紅亮胡同”)從張自忠路分出；后來又把張自忠路并入地安門東大街；1984年，恢復張自忠路。

　　1954年，將地安門東大街、張自忠路及東四十條西段全長2506米的道路拓寬為10米至12米，張自忠路由胡同變成了大街。1999年，將東起東四十條立交橋，西止官園立交橋全長7062米的道路拓寬為28米至33米，成為北京城區東西6條干道之一，為表達方便統稱為“平安大街”，張自忠路是其中的一段。

　　張自忠路23號，舊時的門牌據分析可能是鐵獅子胡同5號，后曾改為地安門東大街23號，在張自忠路的西段路北，坐北朝南，是一座由東、西3個院落組成的宅院，建筑面積1500平方米。街門面南，是面闊三間的府門，府門兩側各有1間倒座南房，應是當年的警衛室和回事房(傳達室)。西院的一進院有正房5間，東、西廂房各5間；二進院有正房5間，東耳房3間，西廂房5間，東廂房1間。東院有南房3間，東房5間，北部為花園，花園內有假山、亭軒等建筑；宅院四周有回廊環繞。當年，孫中山先生住在西院二進院的正房。孫中山先生逝世后，治喪委員會決定在鐵獅子胡同孫中山居室門口懸掛“孫中山先生逝世紀念室”匾。該室為內外套間，室內陳設簡樸。外間西墻上鑲著一長方形漢白玉刻石，上刻“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二十五分孫中山先生在此壽終”，刻石上方懸掛孫中山遺像，遺像右邊鏡框里為《總理遺囑》，左邊鏡框里為《致蘇聯書》，靠墻的條案上放著《建國方略》、《中山全書》等，條案兩側各有一個花架，花架上擺著青松造型盆景。

　　孫中山行館于1984年5月24日被公布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后升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孫中山行館原為時任外交總長顧維鈞的住宅。顧維鈞在中國內憂外患之時從事外交工作，雖說“弱國無外交”，但在顧維鈞的外交生涯中卻有可圈可點之處。1919年1月28日，顧維鈞被派往巴黎參加巴黎和會。會上顧維鈞力主中國收回山東權益，而日本代表牧野則要求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利益應由日本繼承。顧維鈞對所有的與會代表說:“西方有位圣人叫耶穌，被釘上十字架的耶路撒冷，如今成為基督教的圣地，誰也不可侵犯。在場的先生們，應該同意我的話吧？”眾人點頭。顧維鈞又說:“我們東方也有一位圣人，叫孔子，不但在中國，就是鄰近的日本，也承認他是圣人。”顧維鈞問牧野:“您說對不對？”牧野點頭。顧維鈞隨即環顧眾人，高聲說:“山東是孔子的故鄉，是中國人的圣地，也是所有認為孔子是圣人的圣地，當然不容侵犯了。”牧野瞠目結舌。

　　1924年，孫中山應馮玉祥之邀扶病進京，共商國是。段祺瑞執政府將顧維鈞在鐵獅子胡同的住宅作為孫中山在北京的行館。孰料，中山先生在行館中住了不足一個月便撒手人寰。悲夫！

　　孫中山(1866—1925)，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名文，字德明，號日新，改號逸仙，后化名中山樵，廣東香山(今中山)人。

　　孫中山是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他歷盡艱辛、創建民國，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被尊稱為“國父”。然而，辛亥革命果實被北洋軍閥袁世凱篡奪，軍閥混戰，民不聊生。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接受中國共產黨和蘇俄共產黨幫助，改組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把舊三民主義發展成為新三民主義。國民黨“一大”的成功，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這次合作實現后，以廣州為中心，匯集全國的革命力量，很快開創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同年10月，具有進步思想的將領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吳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聯合奉系軍閥張作霖，推段祺瑞為臨時執政，同時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此時的孫中山已是重病纏身，為了國家的前途他毅然北上，并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兩大號召，同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作斗爭。

　　孫中山先生1924年11月離開廣州，繞道日本，開始北上之行。12月4日到達天津，受到兩萬群眾歡迎。由于一路顛簸和北地嚴寒，先生舊病復發，邊接受治療，邊接見京津要人，準備22日入京。18日，先生得悉“臨時執政府行文各國使署，有尊重歷來條約之意”，大失所望，遂病情加劇。段祺瑞又來電相催，說:“時局未定，庶政待商，務祈速駕，以慰眾望”；先生復電:“準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入京。”孫中山先生12月31日抵京，受到兩萬多群眾歡迎，隨后入住北京飯店。1925年1月26日，先生被確診為肝癌，在協和醫院接受手術。2月18日，先生移至行館接受中醫治療；3月11日，先生自知不起，由夫人扶腕，在《孫中山國事遺囑》、《孫中山致蘇聯遺書》上簽字；1925年3月12日先生病逝于鐵獅子胡同行館。

　　孫中山先生臨終之時“呼和平、奮斗、救中國者再”。

　　孫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北京簽名吊唁者74萬多人，參加送殯者30余萬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是治喪處成員并敬獻挽聯:

　　“廣東是現代思潮匯注之區，自明季迄于今茲，漢種孑遺、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類皆孕育萌興于斯鄉，先生挺生其間，砥柱于革命中流，啟后承先、滌新淘舊，揚民族大義，決將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殫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喚起自由獨立之精神，要為人間留正氣；

　　“中華為世界列強競爭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經濟侵凌、甚至共管陰謀，爭思奴隸牛馬爾家國，吾黨適丁此會，喪失我建國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問繼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億兆有眾，惟工與農，須本三民五權、群策群力，遵依犧牲奮斗諸遺訓，成厥大業慰英靈。”（王之鴻）

　　參考資料:

　　《孫中山奉安大典》(主編徐友春吳志明華文出版社)

　　《民國人物大辭典》(主編徐友春河北人民出版社)

　　《民國北平歷史》(趙庚奇著)

　　《北京文物百科全書》(京華出版社)

　　《顧維鈞的談判術》(作者陳仿載《羊城晚報》)

　　《燕都叢考》(陳宗蕃編著北京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