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自忠路屬東城區(qū)交道口地區(qū)，是“平安大街”的一段，東起東四十條西端，西止地安門東大街東端，長700余米；南側(cè)與南剪子巷相通，北側(cè)自東向西與中剪子巷、麒麟碑胡同相通。

　　明代，稱“鐵獅子胡同”。據(jù)說，明崇禎時的田貴妃之父田畹居此，宅第門前有兩尊鑄鐵獅子，胡同因此得名。依據(jù)有二:一是《天咫偶聞》載:“吳梅村有《田家鐵獅歌》，疑即鐵獅子胡同。”二是《增舊園記》寫道:“增舊園名天春園，在安定門街東鐵獅子胡同，乃康熙間靖逆侯張勇之故宅也。當明季之世，宅為田貴妃母家，名姬陳圓圓者曾歌舞于此。”

　　1946年11月14日，北平市臨時參議會通過決議:“張自忠、佟麟閣、趙登禹三位將軍為國成仁，忠勇可欽。擬將本市鐵獅子胡同改稱張自忠路，北溝沿改稱佟麟閣路，南溝沿改稱趙登禹路，以資紀念。”是日，市長何思源簽署命令，更換路牌。“鐵獅子胡同”從此更名為“張自忠路”。1965年整頓地名時，將麒麟碑胡同并入張自忠路；“文化大革命”中又將麒麟碑胡同(一度改稱“紅亮胡同”)從張自忠路分出；后來又把張自忠路并入地安門東大街；1984年，恢復張自忠路。

　　1954年，將地安門東大街、張自忠路及東四十條西段全長2506米的道路拓寬為10米至12米，張自忠路由胡同變成了大街。1999年，將東起東四十條立交橋，西止官園立交橋全長7062米的道路拓寬為28米至33米，成為北京城區(qū)東西6條干道之一，為表達方便統(tǒng)稱為“平安大街”，張自忠路是其中的一段。

　　張自忠路23號，舊時的門牌據(jù)分析可能是鐵獅子胡同5號，后曾改為地安門東大街23號，在張自忠路的西段路北，坐北朝南，是一座由東、西3個院落組成的宅院，建筑面積1500平方米。街門面南，是面闊三間的府門，府門兩側(cè)各有1間倒座南房，應是當年的警衛(wèi)室和回事房(傳達室)。西院的一進院有正房5間，東、西廂房各5間；二進院有正房5間，東耳房3間，西廂房5間，東廂房1間。東院有南房3間，東房5間，北部為花園，花園內(nèi)有假山、亭軒等建筑；宅院四周有回廊環(huán)繞。當年，孫中山先生住在西院二進院的正房。孫中山先生逝世后，治喪委員會決定在鐵獅子胡同孫中山居室門口懸掛“孫中山先生逝世紀念室”匾。該室為內(nèi)外套間，室內(nèi)陳設簡樸。外間西墻上鑲著一長方形漢白玉刻石，上刻“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二十五分孫中山先生在此壽終”，刻石上方懸掛孫中山遺像，遺像右邊鏡框里為《總理遺囑》，左邊鏡框里為《致蘇聯(lián)書》，靠墻的條案上放著《建國方略》、《中山全書》等，條案兩側(cè)各有一個花架，花架上擺著青松造型盆景。

　　孫中山行館于1984年5月24日被公布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后升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孫中山行館原為時任外交總長顧維鈞的住宅。顧維鈞在中國內(nèi)憂外患之時從事外交工作，雖說“弱國無外交”，但在顧維鈞的外交生涯中卻有可圈可點之處。1919年1月28日，顧維鈞被派往巴黎參加巴黎和會。會上顧維鈞力主中國收回山東權益，而日本代表牧野則要求戰(zhàn)敗國德國在山東的利益應由日本繼承。顧維鈞對所有的與會代表說:“西方有位圣人叫耶穌，被釘上十字架的耶路撒冷，如今成為基督教的圣地，誰也不可侵犯。在場的先生們，應該同意我的話吧？”眾人點頭。顧維鈞又說:“我們東方也有一位圣人，叫孔子，不但在中國，就是鄰近的日本，也承認他是圣人。”顧維鈞問牧野:“您說對不對？”牧野點頭。顧維鈞隨即環(huán)顧眾人，高聲說:“山東是孔子的故鄉(xiāng)，是中國人的圣地，也是所有認為孔子是圣人的圣地，當然不容侵犯了。”牧野瞠目結(jié)舌。

　　1924年，孫中山應馮玉祥之邀扶病進京，共商國是。段祺瑞執(zhí)政府將顧維鈞在鐵獅子胡同的住宅作為孫中山在北京的行館。孰料，中山先生在行館中住了不足一個月便撒手人寰。悲夫！

　　孫中山(1866—1925)，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名文，字德明，號日新，改號逸仙，后化名中山樵，廣東香山(今中山)人。

　　孫中山是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他歷盡艱辛、創(chuàng)建民國，結(jié)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被尊稱為“國父”。然而，辛亥革命果實被北洋軍閥袁世凱篡奪，軍閥混戰(zhàn)，民不聊生。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接受中國共產(chǎn)黨和蘇俄共產(chǎn)黨幫助，改組國民黨，實行“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工”三大政策，把舊三民主義發(fā)展成為新三民主義。國民黨“一大”的成功，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這次合作實現(xiàn)后，以廣州為中心，匯集全國的革命力量，很快開創(chuàng)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同年10月，具有進步思想的將領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推翻吳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聯(lián)合奉系軍閥張作霖，推段祺瑞為臨時執(zhí)政，同時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此時的孫中山已是重病纏身，為了國家的前途他毅然北上，并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兩大號召，同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作斗爭。

　　孫中山先生1924年11月離開廣州，繞道日本，開始北上之行。12月4日到達天津，受到兩萬群眾歡迎。由于一路顛簸和北地嚴寒，先生舊病復發(fā)，邊接受治療，邊接見京津要人，準備22日入京。18日，先生得悉“臨時執(zhí)政府行文各國使署，有尊重歷來條約之意”，大失所望，遂病情加劇。段祺瑞又來電相催，說:“時局未定，庶政待商，務祈速駕，以慰眾望”；先生復電:“準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入京。”孫中山先生12月31日抵京，受到兩萬多群眾歡迎，隨后入住北京飯店。1925年1月26日，先生被確診為肝癌，在協(xié)和醫(yī)院接受手術。2月18日，先生移至行館接受中醫(yī)治療；3月11日，先生自知不起，由夫人扶腕，在《孫中山國事遺囑》、《孫中山致蘇聯(lián)遺書》上簽字；1925年3月12日先生病逝于鐵獅子胡同行館。

　　孫中山先生臨終之時“呼和平、奮斗、救中國者再”。

　　孫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北京簽名吊唁者74萬多人，參加送殯者30余萬人，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李大釗是治喪處成員并敬獻挽聯(lián):

　　“廣東是現(xiàn)代思潮匯注之區(qū)，自明季迄于今茲，漢種孑遺、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類皆孕育萌興于斯鄉(xiāng)，先生挺生其間，砥柱于革命中流，啟后承先、滌新淘舊，揚民族大義，決將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殫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喚起自由獨立之精神，要為人間留正氣；

　　“中華為世界列強競爭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經(jīng)濟侵凌、甚至共管陰謀，爭思奴隸牛馬爾家國，吾黨適丁此會，喪失我建國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問繼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億兆有眾，惟工與農(nóng)，須本三民五權、群策群力，遵依犧牲奮斗諸遺訓，成厥大業(yè)慰英靈。”（王之鴻）

　　參考資料:

　　《孫中山奉安大典》(主編徐友春吳志明華文出版社)

　　《民國人物大辭典》(主編徐友春河北人民出版社)

　　《民國北平歷史》(趙庚奇著)

　　《北京文物百科全書》(京華出版社)

　　《顧維鈞的談判術》(作者陳仿載《羊城晚報》)

　　《燕都叢考》(陳宗蕃編著北京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