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文學沒有日本近代文學的記憶？

　　“人們之所以閱讀村上春樹，是因為他讓我們從平凡的日常之中能感受到宇宙般的演藝現場，所以我們可以做大掃除、熨衣服、給朋友打電話，這些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日本學者內田樹的新書《當心村上春樹》，這么形容村上小說帶給他的印象，書中他還列舉村上文學幾大怪，諸如:日本很多主流的文學評論家都不喜歡村上的小說；村上的小說沒有父親，老是那些所謂“觸動人類心弦”的最原始的故事，不是生就是死，死去活來，一個套路走到底走到黑。

　　那么，其它文學評論家又怎么說？在旅日作家毛丹青博客上，可以看到《每日新聞》上一段評論家松浦壽輝與川村湊的談話記錄。“村上的短篇小說是一個容器，而且容器的精練程度相當高，說穿了，這跟一把總的文學鑰匙一樣，有了它，你就可以打開其它文學的鎖，吸引世界上的讀者。但是，他的文學沒有日本近代文學的記憶，即便有，也沒有記憶的厚度，感覺是隨意就可以弄來的一篇小說一樣。語言應該根植于鄉(xiāng)土，盤根錯節(jié)，但村上春樹的文章既沒土地的味道也沒鮮血的味道，有的只是媚俗與撒嬌的混合體，連這個有時也會被切斷，所以讀他的小說會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確寫得好，文學大概就是這么個東西！”

　　東京大學教授小森陽一的中譯本著作《村上春樹論——精讀〈海邊的卡夫卡〉》，干脆指出:2002年推出的《海邊的卡夫卡》，之所以受到日本讀者的熱衷，是因為可以作為“療愈”的故事閱讀，這種效果之所以能夠產生，是因為小說“訴諸大社會共有的社會性集體記憶，在片刻間喚起讀者記憶之后，隨即將其作為無可奈何之舉予以寬許，甚至最終將記憶本身消解。”小森陽一教授最終認為:村上春樹面對“東京地鐵沙林事件”曾采取的直面時代危機的姿態(tài)，到了《海邊的卡夫卡》已經不存在，因為“將自己的精神創(chuàng)傷通過解離化為若無其事之物，這種勾銷記憶的行為，則意味著對于自身義務和責任的放棄。”

　　對比《海邊的卡夫卡》的中文譯版，就可看出譯者林少華與小森陽一理解的迥異。

　　林少華先生更傾向于認為:《海邊的卡夫卡》是一個少年精神成長史的一個剖面，因為村上在這篇小說序言中已經明確寫出:“在這部作品中我想寫一個少年的故事。之所以想寫少年，是因為他們還是‘可變’的存在，他們的靈魂仍處于綿軟狀態(tài)而未固定于一個方向，他們身上類似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那樣的因素尚未牢固確立。然而他們的身體正以迅猛的速度趨向成熟，他們的精神在無邊的荒野中摸索自由、困惑和猶豫。我想把他們如此搖擺、蛻變的靈魂細致入微地描繪在fiction　(小說)這一容器之中，借此展現一個人的精神究竟將在怎樣的故事性中聚斂成形、由怎樣的波濤將其沖往怎樣的地帶。”

　　“主人公田村卡夫卡君幼年時被母親拋棄，又被父親詛咒，他決心‘成為世界上最頑強的十五歲少年’。他沉浸在深深的孤獨中，默默鍛煉身體，輟學離家，一個人奔赴陌生的遠方。無論怎么看——在日本也好，或許在中國也好——都很難說是平均線上的十五歲少年形象。盡管如此，我還是認為田村卡夫卡君的許多部分是我又同時是你。年齡在十五歲，意味著心在希望與絕望之間碰撞，意味著世界在現實性與虛擬性之間游移，意味著身體在跳躍與沉實之間徘徊。我們既接受熱切的祝福，又接受兇狠的詛咒。田村卡夫卡君不過是以極端的形式將我們十五歲時實際體驗和經歷過的事情作為故事承攬下來。”

　　“林譯村上:零分？”通過譯本，中國人誤讀村上？

　　從第一本《挪威的森林》中文版問世，翻譯林少華的名字就始終在村上春樹作品一側，因此有“林家鋪子”一說。但今年，這個翻譯的權威性卻遭到了日本一位東京大學學者的批評與質疑，語出其新書《村上春樹的中國情結》。這位學者批評林少華的翻譯對村上春樹忠實不夠。將臺灣翻譯賴明珠的與林少華的做比對，他認為賴明珠的口語化翻譯，更接近作品原貌。林少華先生也在自己的博客上以《林譯村上:零分》作了回應。

　　記者就此做采訪，一位在中國從事圖書版權工作的日本人傾向于認為賴明珠的翻譯更接近村上作品的感覺。“村上文字有其先鋒前衛(wèi)的東西，林少華的翻譯對其做了本土化的改造。”不過，這位日本版權人又同時強調，翻譯從來都是風格多樣的，“也許林少華的翻譯更適于中國讀者的口味，也更適合中國國情。”

　　一位名為“簡嗜好”的博友在她的博客上，把另位譯者的《村上菜譜》與林少華作品做比對，指出了林少華作品的譯名錯誤。她希望作為一名普通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能更完美體會一種接近原著的表達。”不過，無論是從林少華的博客還是“簡嗜好”博客都不難看出，對這位日本學者的批評與賴明珠翻譯不以為然的挺林派也不在少數。看來這真成了見仁見智的事。

　　采訪譯者林少華，記者也感到，這些說法并沒有困擾他，手頭的村上翻譯仍在繼續(xù)，三本游記結束之后，即將開始的是村上記錄東京地下鐵事件的書。他坦承自己多年已經習慣了批評。之所以還會寫出一篇博客來反擊這位日本學者的說法，是覺得對方還是有情緒化傾向:“一百個人翻譯村上，就有100個村上。對于原作我們只能盡可能逼近，等于是不可能的。我翻譯的肯定是我理解的村上。”“何況我在學院里教的就是翻譯，怎么可能允許自己的翻譯有太多的隨意性？至于通過譯本讀到的是不是村上，那就借村上自己關于翻譯的話來說好了——‘我想，出色的翻譯，首先需要的恐怕是語言能力，但同樣需要的還有——尤其對文學作品——充滿偏見的愛……在這個不確定的世界上，只有充滿偏見的愛才是我充滿偏見地愛著的一個對象。’”(孫小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