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與陳源發生的那場所謂“剽竊與抄襲”的論戰中，人們多關注的是魯迅對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與鹽谷溫的《中國文學概論講話》的辨別，這當然是問題的重心所在，而且也經由魯迅的嚴正辯駁早已解決了的。與此相反，陳源提出的另一個問題，亦即所謂魯迅痛“罵”學生抄襲的事情，則多少被忽略了。人民文學出版社1

　　981年版的《魯迅全集》對《不是信》一文中論鹽谷溫的一段共用了11個注釋，而論學生抄襲之事則一注皆無，可謂一種鮮明的對照。2005年新版的《魯迅全集》增加了一條關于郭沫若的注釋，附帶提及了歐陽蘭抄襲郭沫若譯詩一事，但因為也是把它作為無足輕重的問題，同樣語焉不詳。因此，魯迅“罵”了沒有，怎樣“罵”的，“罵”了怎樣，其中的事實、問題與意義，目下似乎也未見有稍顯明白確實的考論文字。

　　要了解這樁公案的原委，先需參閱當事人的原文。引發事端的文章是陳源的《閑話的閑話之閑話引出來的幾封信·西瀅致志摩》(載1926年1月30日《晨報副刊》)，相關的一段是這樣的：“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抄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里面的‘小說’一部分。……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矛頭是指向魯迅的，卻又不直奔主題，而是先扯出“挖苦”學生抄襲的事，似乎別有所指。如果參照陳源在此前的一則談論“剽竊與抄襲”的《閑話》(載1925年11月21日《現代評論》)，其中一些未明白說出的話大抵就可明白了。在這篇暗指魯迅“整大本的剽竊”的文章中，有嘲諷批評家“不見大處，只見小處”的話，與“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是同樣的語氣。這意思是說，批評家盯住“一個可憐的學生”不放而對“思想界的權威”視若無睹；或者是，魯迅自己也“抄襲”了，“何苦再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總之，是不公平的。這看起來是討公道、講公理的，其實邏輯很奇怪。且不論“抄襲”嫌疑與“挖苦”事實的有無，批評抄襲問題是基本的學術立場與原則，就是罵了學生抄襲又怎樣，又何錯之有呢？而批評與嚴厲又怎么會是“挖苦”與“刻薄”呢？經魯迅在《不是信》中的披露，陳源的筆法如此混亂不堪，原來只是為了凌叔華。凌叔華此時在燕京大學外語系讀書，與陳源正處于熱戀中。她的一幅圖畫與小說《花之寺》當時被人指出是抄襲琵亞詞侶與契訶夫的。其實，圖畫事件經徐志摩聲明，不過是場誤會，小說之事亦是子虛烏有。按理說，是否抄襲、有無抄襲，徑直說明，舉出實證便是，但陳源回避問題，連凌叔華的名字也羞于提起。而且，非但不對凌叔華的問題做出正面論證，還以同樣未經論證的流言來移禍魯迅，這就不僅僅是學術態度的問題了。魯迅說他“在有意或無意中碰破了一角紙糊紳士服”，實際上是有所指的。

　　如果說《閑話》是為“一個可憐的學生”凌叔華辯護，《西瀅致志摩》中的“一個可憐的學生”則另有其人。凌叔華是不大做詩的，可以肯定，“抄了沫若的幾句詩”的此學生非彼學生。陳源在時隔兩個月后還要扯出另一起學生抄襲的事來“挖苦”魯迅的“挖苦”，并非同病相憐，自然也不是見其“可憐”，不過是以此學生來為彼學生喊冤叫屈，代問罪責，亦即：“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凌叔華誠然是冤屈的，但這種冤屈是可以用事實消除誤會的冤屈。從始至終，陳源似乎都未認識到問題的實質是辯駁有無抄襲，而是憑借無端的猜想糾纏于風車、羊群的影子之戰，吞吐曲折的文字背后，心思也是變形、扭曲的。

　　被陳源拿來做旗子為凌叔華辯護的“一個可憐的學生”，是時為北大學生的歐陽蘭。他常用“琴心”的署名投寄一些抒情詩，被孫伏園誤認是新起的女作家。他在1925年前后所作獨幕劇《父親的歸來》與題為“寄S妹”的《有翅的情愛》，先后被人揭發抄襲了日本作家菊池寬的《父歸》與郭沫若譯的雪萊詩，他隨即便以“琴心”、“雪紋女士”的女性化名，為自己大做辯護文章。陳源所說的“抄了沫若的幾句詩”，就是那首《有翅的情愛》。從事件本身看，抄襲是真，辯護是假，非是“可憐”，乃為可惡。抄襲有違學術公德，首先是錯的；明知錯了，非但無悔意，反以女性化名的手法為自己曲加掩飾，更顯卑劣。實在說，被誤會的凌叔華是比歐陽蘭“可憐”，不過陳源教授的辯護手法，似乎也并不比他眼里“可憐的學生”歐陽蘭高明。

　　那么，歐陽蘭的抄襲與做戲行徑是否“該罵”？魯迅在一則《通訊》中說：“罵人是中國極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罵而沒有知道何以該罵，誰該罵，所以不行。現在我們須得指出其可罵之道，而又繼之以罵。”其實，一部西方《圣經》，通篇也多有耶和華對人類罪惡的詛咒與痛罵，就是被視作中國圣經的《論語》，里面何嘗沒有對宰予晝寢之類痛心疾首的詈辭？可惜的是，人間這種嬉笑怒罵的真性情與潑辣精神在講究溫、良、恭、謙、讓的中國傳統文化那里，被遮蓋掉了，也被閹割掉了。無論事情的是非對錯，“罵”本身即有違中庸之道，即被看作是不對的。魯迅曾感慨說，中國并非學究們標榜的“文字國”而是“文字游戲國”，中國人往往“看得一切事不過是一出戲，有誰認真，就是蠢物”，所以大家“心有不平而怯于報復，也便以萬事是戲的思想了之”。我想，如果大家皆能有幾分魯迅式的道德恥辱感和決不寬恕的精神，少一些聰明人的敷衍與油滑，當下學界也不至于惡風猖獗，出現冠冕堂皇的“博導”帽子滿天亂飛、屢被揭發的學術造假至今仍招搖過市的怪現狀了。所以，魯迅的原則是：“罵”亦有道，只要“知道”，就該“罵”。一旦發現問題，魯迅是斷不會“今天天氣哈哈哈”地馬虎了事的。但是，對于陳源的指責，魯迅是否認的，這又是為什么呢？

　　嫉惡如仇乃有“刻薄”惡名的魯迅是不憚于發出“真的惡聲”的，或有不“罵”，除非不“知道”。不過，魯迅又是“知道”的，所以“罵”了，而且深惡痛絕，屢罵不絕。抄襲事件曝光后，魯迅在1925年的4、5月間先后四次公開批評歐陽蘭。先是在《集外集·雜語》中說：“新的創作家要站出來么？你最好是在發表過一篇作品之后，另造一個名字，寫點文章去恭維：倘有人攻擊了，就去辯護。而且這名字要造得艷麗一些，使人們容易疑心是女性。”4月23日的《通訊·致向培良》則更為明確：“‘琴心’的疑案揭穿了，這人就是歐陽蘭。以這樣手段為自己辯護，實在可鄙；而且‘聽說雪紋的文章也是他做的’。想起孫伏園當日被紅信封綠信紙迷昏，深信一定是‘一個新起來的女作家’的事來，不覺發一大笑。”在三日后致孫伏園的《通訊》文末又開玩笑說：“占去了你所賞識的琴心女士的‘啊呀體’詩文的紙面，卻實在不勝抱歉之至，尚祈恕之。”魯迅回應陳源的第一篇文章是5月30日所作的《并非閑話》，也順手提及了“近來又剛鬧過什么‘琴心是否女士’的問題”。用陳源的話說，魯迅的確是“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不過，魯迅的痛責，是針對用女性化名“迷昏”人的做戲丑行，并非抄襲問題。魯迅曾將男人扮女人的現象諷為“中國最偉大的藝術”(盡管可能怨責過度，比如對梅蘭芳戲劇的認識)，一向心存惡感，視其為病態；而在歐陽蘭這類新青年那里，他看到了以香艷筆名附庸風雅的舊文人的酸腐氣息和不能直面錯誤而文過飾非的“可鄙”與虛偽。筆鋒所指，是抄襲事件背后人格精神的問題。

　　可見，魯迅真正在意的，非是人，而是事。陳源出于“可憐”女友的心態怨毒魯迅，說“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似乎把魯迅描述為糾纏于個人私怨、口是心非的人了。其實，這境由心造倒更像陳源自己的寫照。魯迅對此的回答是：“似乎并不是我。因為我于詩向不留心，所以也沒有看過‘沫若的詩’，因此即更不知道別人的是否鈔襲。”這是確實的。其一，揭發歐陽蘭抄襲詩作的文章非魯迅所為，魯迅也是見了文章才知道的。其二，魯迅的批評并非專為“挖苦”、“刻薄”某個人。其三，批評重心也不在文章的抄襲，而在文風的虛偽。其四，“于詩向不留心，所以也沒有看過‘沫若的詩’”。魯迅在給白莽的《孩兒塔》作序時也說過，自己“簡直不懂詩，也沒有詩人的朋友”，郭沫若的詩都無意去讀，更何況文學青年的無名詩作呢？

　　魯迅的否認，是依據事實的。而在這否認中，我以為正可見出魯迅為人為文的一種認真。嚴謹與嚴肅是認真的兩面，認而不真與真而不認都是他所不取的。對于抄襲問題的危害，魯迅是有深切感知的，一旦發現，就絕不放過，這是“認”之嚴肅的一面；對于抄襲事實的真偽，也不肯輕信流言，凡事都要“想一想”，這又是“真”之嚴謹的一面。對于歐陽蘭抄襲詩作的事，魯迅“于詩向不留心”，所以出語謹慎，主要批評的是歐陽蘭為己辯護的虛偽與做作；但對于抄襲問題，仍是“留心”的。魯迅曾翻譯過菊池寬的小說《三浦右衛門的最后》、《復仇的話》，對其作是比較熟悉的。但因為詩作問題的“不留心”而難以確證，魯迅僅在私人書信中對其“偷文”之“惡德”示以不齒，嚴肅之中，仍不忘嚴謹。

　　“罵”了怎樣同時也是一個怎樣去“罵”的問題。魯迅論問題不留情面，當罵即罵，這是批評的原則；同時，又不輕易去罵，遇事“想一想”，這是批評的態度。如無前者，惡風猖獗，學術大壞；如無后者，播風弄雨，流言成災。如此，學界的清明，大概還有可以盼望的一天吧。倘若能由此對學界有些現實的啟示，這段關乎往事的考論，也許還不算是無聊。（符杰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