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入獄

　　我們很快就被打成“二月逆流派”，說我們反謝富治

　　出獄后，繼續在民族學院批斗我。北京市十幾個單位，把禮堂都坐得滿滿當當的。然后就宣布“中央文革小組”決定對我進行勞動改造，以觀后效，說這是戚本禹同志的指示。臺下跑上來很多人，把我救走了，跑到一個教室里，又遭到圍攻。他們又從二樓教室上把我扔下去。底下的人接著我后繼續跑。我實在跑不動，就躺在地上了，后來就嚷嚷我休克快死了，送到校醫院，給我打強心針。折騰了一會，又把我送到北京醫學院地下室藏了一段時間。后來他們就跟我說，他們也要成立一個組織，叫做抗大公社，想讓我來當他們的負責人。我說無論從哪個角度我都不干了。耗了兩三天，最后沒辦法我只有同意了。

　　接下來，全國在“中央文革”的號召下批“二月逆流”。當時我是不大同意批“二月逆流”的，我當時也寫了一張大字報，說他們原來一個個都是老帥老總，有錯誤可以批判，但如果一定一個一個都要打倒，不是把矛頭實際上指向周恩來了么？在我的影響下我們這一派的人基本上是同意我的這個觀點的。也不是說有多高的認識，就是沒有另一撥人那么左。那個時候大家都要爭著當“造反派”。包括被人家說成“保守派”時，我們自己都要申明我們是造反的。后來我們很快就被打成“二月逆流派”，說我們反謝富治。在這個過程中，北京市有很多組織就開始圍攻了，就這么折騰，后來就開始武斗了。

　　1967年，我父親寫了一封信，告發“中央文革”文藝組和戚本禹，說他們反對周總理，干了很多壞事。我父親當時是征求過我的意見的，我說不能寄給毛主席，那樣的話江青他們也就看到了，戚本禹也就看到了。要寄給軍隊，我覺得軍隊可能不一樣，當時毛主席要林彪“支左”，可是軍隊“支左”卻經常是支持“保守派”，不去支持“造反派”。我們相對來說屬于保守一點的。所以他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沒想到葉群(林彪的妻子)把這封信給江青了，江青又把這封信給了戚本禹。

　　接到這信以后，可能是第二天，“中央文革”就開會。江青講我父親：20年了，沒想到是個兩面派。她說，聽說鄭公盾這個人很壞，盡通過兩個兒子干壞事。這些話他們都傳達了，當時消息都特別靈通。當天晚上我父親就被隔離了，關在現在《求是》雜志那個紅樓，然后大概過了一天就轉進秦城監獄了。我哥哥當時在音樂學院當老師，聽到這個消息就跑到寧夏去了。我當時沒想跑，后來就被抓了。

　　我被隔離，關在一個小屋子里，中央當時有一個“三辦”，來提審我，問我對謝富治怎么看。那時候人都想要表現自己的英雄豪氣，根本不會轉而吹捧謝富治，我就說，謝富治不適合留在“無產階級司令部”。然后又問我對戚本禹的看法，我說戚本禹更不適合。我說我是擁護林彪的，對江青我是尊重的。

　　后來我就被送到北京功德林監獄，這里又叫北京市模范監獄。在被抓之前，我去參加過一個“中央文革小組”接見紅衛兵代表的會議，江青主持。當時我很注意江青的一句話：不要以為軍隊在他們手里，只要毛主席一聲令下，軍隊都會跟毛主席的。我當時在會場覺得這里頭不得了，軍隊不是在林副主席手里么？當時我就馬上閃出這么個念頭：“中央文革”和軍隊有矛盾，林彪和江青有矛盾。平時我也有這個感覺，林彪和江青他們兩個不是很對付(不是很合作的意思)。

　　我不敢告訴別人，當時我有一個女朋友，我就跟她說了這個想法。我被捕后，也要她交待問題，揭發我。她就說了。不得了，我這是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好像第二天，她就翻供了，說是瞎編的，但是已經晚了。這個事他們一開始沒問我，到監獄里頭才問我。我沒承認。后來我在中宣部工作的時候，她找過我一次，我們那時都結婚了，她說她一直很痛苦，看《天云山傳奇》時，覺得里面那個跟“右派”劃清界限的壞女人就是她。

　　在獄里待了一年吧，監獄提審員告訴我，總理說了放我。好像當時周恩來說，我可以算是一個可以改造好的子弟吧，周恩來知道江青對我們家的評價。我們都是保周恩來的，他也肯定會知道。

　　耀邦同志非常重視

　　“不要交給任何人，因為中組部的情況現在很復雜”

　　出獄以后先到學習班學習了一個月。從學習班回去的時候，學校還派小汽車來接我。學校都被軍管了，當時軍管第一把手的兒子還親自來見我，跟我說：現在中央有一個工作就是修楊守敬的歷史地圖，由你負責。參加的人有人民大學的戴逸、民族學院的費孝通等，都是原來被打倒的但是都很有名的專家學者。我當時還很奇怪，我那么年輕怎么叫我負責？我到現在還想不明白。我現在想很可能是周恩來的意思，因為我當時研究過中俄邊界關系，寫過《中俄經濟關系300年考察》。當時修這個歷史地圖也和“反修”有關系，包括中蘇邊界什么的要通過地圖搞清楚。

　　但是沒有過多久又不讓我負責了，后來又不讓我參與了。后來我在湖北潛江的干校里被關了幾年。那里比監獄里還殘酷，自己單獨勞動，不能和別人一起勞動。而且還挨打，打得最厲害了。后來一直到干校撤銷，才回到北京，名義上是回到學校，但還要接受隔離審查，因為還是“現行反革命”。

　　我父親在鄧小平第一次復出后(1975年5月)就已經獲釋了。當時有很多這樣的人。當時雖然沒有給他平反，但好像他的問題已解決了似的。我幾次要求軍代表給我解決問題。我說我父親都解決了，我的問題怎么不解決？他就說：國民黨大人物是戰犯，后來都當政協委員了，但當過連長營長的小人物都被槍斃了，你就屬于小人物，不能因為你父親的問題解決了，你就希望你自己的問題能解決。他挖苦我。

　　我當時也是走投無路，怎么辦？那時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開，1977年底(12月10日)，胡耀邦出任中組部部長，很快名聲大噪。很多老干部說，到中組部就像當年回到了延安一樣，中組部是干部之家。

　　我不認識胡耀邦，但是我打聽到了一個中組部的總機電話。打過去，是一個女孩子接的。我說我找胡耀邦同志，她說你等一下，當時我的心就一下子跳了起來：哎呀，讓我等一下，那太好了！

　　過一會，她說耀邦同志剛出去開會去了，你找別人行不行？我說有誰能代表胡耀邦？她說副部長陳野蘋，我說可以。陳野蘋就來接電話。我說我是中央民族學院一個年輕的教師，我在“文革”中曾兩次被抓進監獄，現在這個“現行反革命”的帽子還摘不掉，我就把反謝(富治)的情況簡單說一下。

　　陳野蘋說，你反映的情況非常重要，我一定轉告耀邦同志，你等著，我們要找你談話。過了幾天，突然間，民族學院就用高音喇叭廣播要我馬上到學校的黨委辦公室，我就去了，根本沒跟中組部這事聯系起來。他們說中組部要找你，請你過去一下。

　　中組部辦公樓當時就在西單附近。有個局長跟我說，本來今天耀邦同志要見你，因為臨時有事，派我來見你。耀邦同志非常重視，你回去以后寫一個情況說明，特別是關于謝富治的情況，好好寫這個東西，一定要交給我，一定不要交給任何人，因為中組部的情況現在很復雜。他還告訴我，在胡耀邦之前的中組部部長郭玉峰，他的勢力還很大。我說好吧。我當然太高興了，我大概用了一個晚上的時間寫了兩三千字，交給了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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