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現在拍張照片早已不是什么難事，但仍然常有顧客穿過大半個京城，到王府井大街的中國照相館拍照；“普蘭德”的門店已遍布京城的大街小巷；“美味齋”雖經10年停業，但它的新店在白紙坊一開張，就有不少老顧客找上門來……

　　中國照相館、“紅都”、“四聯”、“美味齋”、“浦五房”、“老正興”、“普蘭德”……幾十年來，這些老字號已成為北京人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已忽略或忘記，年輕些的甚至壓根不知道，它們并非北京土生土長，而是半世紀前響應“繁榮首都服務業”的號召，從上海大舉遷徙而來。

　　“小上海”變成“老北京”。50年前的上海名店遷京，作為全國人民支援首都建設的一個生動范例，將永遠銘刻在北京的記憶里。

　　當年北京竟做不好一套西服1956年初春的一天，外交部收到印度駐華大使小尼赫魯的一封來信。信中，小尼赫魯表示了對北京制衣業的不滿。原來，他在北京做了一套西服，連改21次仍不合身。而這已經不是外交部第一次接到類似的“抗議”了，很多西方外交官對北京的服務業都很有意見。

　　為了挽回影響，外交部派專人陪同小尼赫魯到上海改制西服。從清嘉慶年間起，上海就有專門的西服店。當時，國人將外國人稱為“紅毛”，為“紅毛”縫制衣服的裁縫就被稱為“紅幫裁縫”。

　　這次，上海市政府特意找到有“西服圣手”之稱的“紅幫裁縫”余元芳為小尼赫魯改衣。余師傅不負眾望只花了兩天時間，就把西服改好了。小尼赫魯穿上后非常滿意，當場要余元芳再做一套，并且為他的妻子、兒子、兄弟、岳父也都各做一套。

　　后來，小尼赫魯又給外交部寫了一封表揚信，信中說他到過很多國家，也買過很多西服，但從來沒有這么漂亮、舒適、挺括的。

　　長久以來，這個故事一直在上海制衣業老師傅中流傳，也成就了一個“紅幫裁縫”的神話。

　　但偌大的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這引起了中央的關注。

　　解放初期，當老輩兒北京人還沉浸在“頭頂馬聚源，腳踩內聯升，身穿瑞蚨祥，腰纏四大恒”的過往繁華中時，現實的北京卻是另一番景象。

　　當時，北京的服務業可以用“全無行業”來形容。全市服務業僅有兩萬多家，其中一半是飲食業，雞毛小店、通鋪大炕、食品擔子、剃頭挑子以及提籃叫賣的串街小販，支撐了人們的日常生活。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16歲的王銘珍剛剛從河北滄州老家來到北京。至今他還記得沿著老城墻根兒一字排開的小剃頭攤子:“一個凳子，一塊白布，銅盆里就一口水，頭發沾濕了就得，一塊破毛巾誰來都用它……”

　　那時的發型更少得可憐，婦女們不是齊耳短發，就是梳頭。為了方便和省錢，小孩和男人們大多刮光頭，只有那些公務員和教師才理分頭。王銘珍笑著說:“當時不還有句俏皮話嗎？‘鑲金牙的自來笑，留分頭的不戴帽。’”可見那時留個分頭也是身份的象征。

　　而上海卻早已是另一番天地。由于開埠早，且租界云集，上世紀二十年代，上海就有“東方小巴黎”之稱，時裝、發型和各種商品的潮流都與歐洲同步。上海南京路上先后成立了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貨公司。它們不但裝潢考究、櫥窗爭奇斗艷，而且聚集了全世界幾千種商品，號稱沒有顧客買不到的東西。除四大公司外，南京路上還經營著許多高品質的專營店。那時，上海的商業服務業早已脫離了小作坊的經營模式，逐漸發展為規范化、大規模的現代商業、服務業。

　　而在歐風美雨下浸潤的上海，也比遺老遺少聚集的北京時尚得多。上世紀二十年代起，上海婦女就開始燙頭了，旗袍的款式也是一年一變，穿西裝皮鞋的摩登人士更比比皆是。著名京劇武生李萬春的夫人李硯秀，解放前常年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巡回演出。時隔六七十年，上海的精致和時髦仍使她難以忘懷，“那時候，在上海演出完，劇院派專人陪著，到最好的時裝店和理發館做衣服、做頭，上海的樣子就是洋氣。北平的發型和服裝總是追著上海跑，剛追上，人家又變了。”

　　當時，很多喜歡西洋范兒的北平人還特意到上海做衣服。李硯秀記得李萬春有幾百套西服，其中在上海做的樣式最好。可在北平時，他多數還是穿長衫。偶爾想穿西服出去，還要躲著母親，到門房去換衣服。“那時候，北平就是老派，老輩兒人都看不慣穿西服，街上穿西服的也少。”

　　直到解放初期，這種狀況還沒有發生變化。后來，隨店遷到北京的張永福記得，有一年，一位北京口音的女士專程到上海萬國時裝店做了一套連衣裙，試樣子的時候她非常滿意，說:“得了。”當時張永福不知道“得了”是什么意思，后來到北京才知道，北京人說“得了”，就是滿意了。

　　為了改變北京服務業落后的面貌，適應日益頻繁的外交活動，更好地服務中央和北京市民，1956年周總理提出“繁榮首都服務行業”的號召，在這樣的背景下，遂有大批服裝、照相、美發、洗染、餐飲業的上海名店陸續遷京之舉。

　　把最好的店遷到北京

　　1956年3月的一天，坐落在上海南京路的藍天時裝店里來了兩男一女三位顧客，女顧客拿來四塊料子想做褲子。營業員一看其中兩塊淺藍色的料子不宜做褲子，她向顧客解釋后，女顧客卻堅持要做，而且要求“吸腰”“落臀”。取衣的時候，她穿著新做的褲子蹲下、站起，照著鏡子來回打量，非常滿意。

　　后來，店方才知道，這三位顧客是北京服裝公司經理連方、副經理兼上海遷京聯絡組組長方華和業務科長萬家驥。他們遠道而來當然不是為了做褲子，而是來考察上海服裝業的。

　　接到總理指示后，北京市政府馬上責成北京市第二商業局與上海市第一商業局接洽，研究把上海知名服裝店遷往北京事宜。經過考察，北京方面確定了包括“鴻霞”、“造寸”、“萬國”、“波緯”、“雷蒙”、“藍天”等在內的21家服裝店，支援北京。這些店都是上海一流的服裝店，且無一例外開在上海的核心商業區。

　　當時在張豐記服裝店做店員的鄭祖芳清楚地記得，3月14日晚上，他與眾多上海同業被請到上海市新成區區工會開動員大會。大會上，區領導向他們介紹了北京的情況，領導說:“北京作為首都需要大量的服務業，希望大家踴躍報名，繁榮北京服務業。”

　　而北京方面開出的條件，也相當優厚，從當時上海市一商局與北京市服裝公司簽訂的調用商業人員協議書上可見一斑。協議書規定，北京方面不但負擔上海來京人員的路費、提供來京后的住宿，而且保證來京人員原有工資不變，并承諾在一年之內把他們的家屬全部調入北京。

　　面對如此優厚的待遇，這些“紅幫”師傅們當然愿意，紛紛踴躍報名。“北京是首都啊！誰不愿意來。”當年在萬國服裝店工作的張永福說，“不過，我們也聽說北京風沙大，氣候干燥，冬天只有白菜豆腐吃。但那時剛剛解放，大家心氣高，被挑選上都感到很光榮的。”

　　會后，大家紛紛報名支援北京。很快，第一批上海店鋪遷京工作開始了。令人驚訝的是，僅僅一周后的3月20日，區政府工作人員就幫各家店鋪打點好了行裝。第一批一百多人浩浩蕩蕩坐著火車離開了上海。

　　4月13日，第二批上海服裝業人員也來到北京。上海服裝業一共遷來21家服裝店，208人。當日，《北京日報》以“適應首都人民改進服裝的需要上海二十家著名服裝店遷到北京”為題寫了一篇報道。文中寫道:“上海的藍天、造寸、萬國、鴻霞、波緯等二十家著名的時裝西服店，已經遷到北京，改為地方國營。為了適應首都人民改進服裝花樣的要求，他們將大量制作經濟、適用、美麗、大方的新式服裝。”

　　服裝業遷京后，理發、照相、洗染、餐飲等服務業的遷京工作也陸續展開。當時北京分管理發、照相、洗染等行業的是北京市社會福利局。從現有的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1956年5月，福利局副局長王崇續專程趕赴上海，與上海有關方面商議名店遷京事宜。協商后決定照相業遷“中國”、“國泰”兩家；洗染業遷“普蘭德”、“中央”兩家；理發業遷“華新”、“紫羅蘭”、“云裳”和“湘銘”四家……

　　據說，此前這份名單中并沒有中國照相館。一天，王崇續在街上無意中發現中國照相館的櫥窗最精美，向當地人一打聽才知道，中國照相館的技術力量也相當雄厚，而且員工平均年齡只有三十出頭，很有發展潛力。于是，他把中國照相館的名字也加了進去。對于中國照相館，上海市還真有些舍不得。不過，為了支援北京服務業，把最好的店遷到京城，他們最終還是忍痛割愛了。

　　1956年7月6日，上海理發、照相、洗染業的師傅們，帶著家伙什兒，坐著同一列火車開赴北京。當時，南京長江大橋還沒有建成，火車車廂要開到輪船上，擺渡過江。經過30多個小時的長途跋涉，他們終于來到了北京。

　　“阿拉上海銀”初到京城

　　初到京城，上海師傅們都很興奮。趁著新店還沒開張的空隙，他們游覽了心儀已久的故宮、北海、頤和園，體會到跟十里洋場截然不同的悠游、閑適的老北京風情。

　　但興奮過后，許多現實問題擺在眼前。半個世紀后，幾乎所有老師傅都會說到吃不慣。張永福說:“我們在上海都是吃米的，到北京老吃饅頭、面條，很不習慣。”北京的風沙也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上海人講究儀表，剛到北京的時候，張永福出門一身白西裝、一雙白皮鞋煞是好看，可不到一天，白皮鞋就黑了。沒辦法，他索性把皮鞋染成了黑色。

　　提到對北京的第一印象，從云裳理發店遷來的康邦章把頭一縮說:“北京真冷啊！”那表情好像又回到了當年。在康師傅記憶里那年10月份北京就下雪了，“我們這些南方人哪見過這個？趕快上街買棉衣，我們都是穿著單衣來的呀。”

　　另一方面，中央和北京市領導的關懷也使他們倍感鼓舞。剛到北京不久，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和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在北京飯店設宴款待了部分上海遷京人員。今年已經92歲高齡的理發師程寅良記得，會上鄧小平把一本蘇聯友人送給他的發型書，贈給程師傅，并對他說:“希望你能做出漂亮的發型。”在此后的歲月里，小平同志的話一直激勵著他。

　　面對領導的關心和群眾的期望，生活上的些許不適很快就被師傅們淡忘了。新店的籌備工作很快開始了。從上海來的二十多家服裝店被合并為七家開張。“金泰”、“鴻霞”開在東四，“藍天”開在王府井，“雷蒙”開在八面槽，“造寸”開在西四，“波緯”開在前門，“萬國”開在東交民巷。這些地點不是核心商業區，就是挨著外國人經常出入的使館區。中國照相館、普蘭德洗染也被安排在王府井大街上。

　　“華新”、“紫羅蘭”、“云裳”、“湘銘”這四個遷京的理發館，最初的計劃是在東城、西城、崇文、海淀各開一家。可是，遲遲找不到合適的地點。大家一商量干脆四家聯合開一家大理發館，名字就叫“四聯”，取四家聯合之義。康邦章記得直到“文革”前，“四聯”的牌匾上除了“四聯理發館”五個字外，還有一行小字寫著“華新、紫羅蘭、云裳、湘銘四家聯合”，地點就選在金魚胡同33號。原來開在這里的東單理發館，只好給它騰地兒，搬到斜對過兒的紅星胡同去了。

　　上海師傅手藝就是好

　　上海遷京店鋪開張以后，在北京市民中掀起了不小的轟動。上海服裝、發型、照相手藝的精致與時髦，北京人早有耳聞。現在能在家門口就享受到這些服務，大家能不樂嗎？

　　當時，去“四聯”理發可是件奢侈的事兒。“在‘四聯’理個發要八毛錢，其他理發館才兩三毛，剃頭挑子就更便宜了。”1956年已在公安局工作的王銘珍受命承擔一場國際會議的保衛工作，第一次擔任這么重要的工作，王銘珍決定到“四聯”理個發，精神精神。那時候，他可真是乍著膽子去的，在他印象里，在“四聯”理發的不是教授就是官員。一進門，理發員就笑容可掬地迎了上來，“說話都是上海口音，跟侯寶林的相聲似的，洗頭都說，‘打一打好吧？’”王銘珍笑著回憶。“‘四聯’從上海帶來10把美國進口的大椅子，坐著倍兒舒服。還有每人八條毛巾……上海師傅活兒好，服務也好，讓你花了錢心里也高興。”

　　康邦章記得“四聯”剛剛開業的時候，每天早上開門之前門口都會排起大隊。有一年臨近春節他們更是早上五點鐘就營業。一直忙到夜里兩點才下班。夜深了，師傅們也回不了家，只好到附近的“清華池”忍一宿。可是，剛躺下沒半個小時，就被叫起來了。原來，“四聯”門口的隊伍已經排到米市大街了。“東城區委一看這可不行，趕快開門吧！”于是，康師傅他們只得睡眼惺忪的，又干起來。后來，他才知道，原來北京人有正月里不剪頭的習俗。康師傅笑著說:“那個月我掙了120多塊錢，都超過處長了。”(記者 黃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