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9日，是相聲大師侯寶林逝世十周年，侯寶林的小女兒侯在紀念文集《七嘴八舌侯家事》中追憶了父親的一生，同時對自己的家族往事進行了梳理和重述。這不僅是一本私人相冊，也濃縮了中國一個相聲時代的歷史影像。

　　□摘編自《七嘴八舌侯家事》侯編著中華書局2008年1月

　　父親的出身,是他心靈上一直淌血的創(chuàng)口

　　上初一那年，“文革”爆發(fā)了，一時間，“出身”變成了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事。紙里包不住火，我們家的那點兒事兒，也讓人給抖摟出來了———原來，我父母都是孤兒。

　　先說我母親。我母親王雅蘭據(jù)說是天津武清縣人，1922年8月8日立秋生人，小名就叫“秋兒”。因為家里窮得過不下去，她母親只得撇下她進城(天津)去當奶媽。母親8個月大時，餓得皮包骨頭，眼看活不成了，她父親抱著她進城尋找妻子。不料，被妻子的東家轟出門外，夫妻不得相見。我母親后來分析說，她娘可能是被東家給霸占了。老爺子急得捶胸頓足不知所措，就有好心人支招：“趕緊找個人家把孩子送出去吧，不然小命就保不住了。”就這樣母親被送給一家在戲班子里做事的中年夫婦。

　　母親的養(yǎng)母很開明，在我母親出嫁前，竟把她知道的原原本本地道了出來，就連收養(yǎng)時母親身穿的小衣服、一張寫著母親生辰八字的紙也還一直保留著。

　　我父親可沒有我母親那么幸運，他的出身始終是個“謎”。父親虛齡5歲時跟后來成為他舅舅的張全斌坐火車來到北京。據(jù)說，父親是1917年農歷十月十五酉時出生的，所以乳名叫“小酉”。張全斌是戲班里的跟包，不知是不是因為太窮娶不起老婆，反正他一輩子打光棍兒。他把我父親帶到北京送給了自己的親妹妹，因此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父親的舅舅，我們的舅爺。

　　據(jù)父親的檔案記載，父親的養(yǎng)父侯連達、養(yǎng)母侯張氏,家住北京地安門內大街織染局胡同，滿族鑲藍旗人氏。祖上也曾是殷實人家，轉入民國，因無生存技能又染不良嗜好逐漸敗落了。

　　從我記事起，我就知道父親一個人掙錢養(yǎng)活我們全家，名義上是8口———奶奶、爸媽和我們5個孩子，實際上是11口，因為父親每月還要支付他的舅舅張全斌，另外還有一個師父、一個師娘的生活費。父親對這個舅舅應該說是盡了全責的，一直到把他送進火葬場，回來時手里拎著幾件老人隨身穿過的舊衣服。老人對我父親的出身始終諱莫如深。聽母親說，直到他彌留之際，父親守在他的病榻旁懇求他，他也還是不肯透露半點。如果說老人有私心，怕我父親找到親生爹娘后不再贍養(yǎng)他，那么，為什么到他臨終前還要保持緘默呢？他到底有什么“難言之隱”？難道他向什么人承諾過什么嗎？所以說，父親的出身是個謎，這個謎折磨了他整整一生，是他心靈上一直淌血的創(chuàng)口。

　　小妹夭折

　　母親借煙消愁終生難戒

　　我母親也是一個傳統(tǒng)的中國女性，性格溫和賢淑，做事任勞任怨，感情專一，寬容厚道，相夫教子堪稱典范。她24歲嫁進侯家，從一個嬌生慣養(yǎng)的獨生女、一個令人羨慕的舞臺新星搖身變成了一個后娘，心里的落差可想而知。在中國，為人繼母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不信您看，無論文人的書中還是百姓的口中，后娘個個都是十惡不赦的壞女人。

　　我大哥耀中1歲多時得了小兒麻痹癥，下肢癱瘓站立不起。父親帶著去看號稱“小兒王”的著名西醫(yī)，西醫(yī)搖搖頭表示束手無策。就在父親絕望時，母親說，不如試試中醫(yī)吧！父親就找到名醫(yī)趙錫武，趙大夫看完病問父親：“我開了方子，你敢不敢給孩子吃？”父親說：“您敢開，我們就敢吃。”“那好！我先開幾服湯藥，每服藥搭上兩丸蘇合丸。這藥是大人的劑量，還必須得是同仁堂制的，可沒人敢給這么小的孩子用啊！”此后，母親把自己親生的兒子耀華交給我姥姥帶，一心一意照料耀中。每天除了吃藥，還得帶他去針灸按摩。大約半年后，我大哥的病完全治愈了，沒有留下一點后遺癥。1961年他參軍到海南島戰(zhàn)線文工團當文藝兵，正好趕上部隊搞“大比武”，他被派往“尖刀班”學習，竟然還參加了橫渡瓊州海峽。幾年前，他主演了農村題材的電影《春打六九頭》，60歲的人了，依然健碩。

　　我的妹妹咪咪，年紀小我兩歲，1954年出生。她是全家最小，也是父母最疼愛的孩子。母親總說，這個孩子不光長得漂亮，而且天資過人，小小年紀打撲克竟然能贏父親。要知道，我父親的“牌藝”是大家公認的。父親的學生于世猷有一段回憶：“侯老同郭啟儒演出，我陪著侯老玩牌。我記得有一年元旦，侯老叫我陪著郭啟儒他們去了中南海，兩位老師在舞會的中間夾了段相聲，新年鐘聲敲響了，大家唱起了《東方紅》，毛主席站起來和大家招手。爾后，我跑到后臺，和侯老玩了歲初的第一把撲克牌。你看！侯老即使到中南海給毛主席演出時的空隙，也忘不了玩上一把。”

　　我妹妹咪咪4歲時患上了腎小球腎炎，原本病情已經(jīng)穩(wěn)定。7歲上小學時，因為誤打了某種預防針，舊病復發(fā)。當時是經(jīng)濟困難時期，藥品食物匱乏，得不到良好的救治，病情時好時壞。拖到1962年開春，不治而亡。那天恰好是父親要去南方巡回演出啟程的日子。

　　下午，父親剛到火車站，醫(yī)院來通知說，孩子經(jīng)搶救無效死亡。單位領導讓父親留下來料理后事，父親謝絕了。父親說：“海報早就貼出去了，最近一站的演出票也已售出了，如果我不去，觀眾會失望的。”父親走了，母親把自己關在房里，一連三天，只是一根接著一根地抽煙。從此，直到她去世，每天兩包香煙。母親還留下一句名言：“戒飯行，戒煙不行！”

　　父親說，“是王雅蘭和我

　　共同培養(yǎng)了一個侯寶林！”

　　1966年6月“文革”一開始，父親中斷了在上海鳳凰自行車廠的創(chuàng)作體驗。回到北京不久，就被隔離審查了，關在離我家不遠的原廣播學院的灰樓里，每天刷廁所，鏟煤，寫十七年“反黨”的交代材料，不準回家。到了深秋，有人通知母親讓她給父親準備過冬的衣服，還帶回一句話，要母親和他離婚，免得受連累。父親收到母親連夜趕制的棉衣時，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憋了好幾天，他終于找到造反派的頭頭，跟他們說：“我什么也不要，你們只要把王雅蘭的骨灰給我就行了。”后來，父親看到母親偷偷放在棉衣中的紙條，上面寫著：“孩子們說他們不做逃兵。”父親這才相信母親還活著。

　　有一段時間，好像是“批判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父親被暫時放回家。他寫了大量的交代材料，因為抄家的紅衛(wèi)兵隨時可能推門而入，你也弄不清他們都是哪一派的，甚至弄不清是本單位還是社會上的，當然也不敢問。父親怕他的交代材料被一派人拿走，另一派人又來要，解釋不清，就讓母親想法幫他藏起來。母親很聰明，她把材料放進一個塑料袋捆好，再放進我家的面缸，用面粉蓋起來。這招兒果然很靈，那些材料被保存了下來。這個秘密后來被我無意中發(fā)現(xiàn)了，我很佩服母親。如果沒有母親，父親是不是能捱過“文化大革命”，恐怕就很難說了。

　　父親去世前最后一次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時，他對著鏡頭用手指著母親說：“是王雅蘭和我共同培養(yǎng)了一個侯寶林！”這就是父親對母親最后的評價，可見，母親在父親心目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