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幾幅被稱為“中國最簡陋圖書館”的照片，在網絡世界流傳甚廣。這個破舊的圖書館究竟是怎么回事，照片中的老人又是誰？我們聯系上了新疆建設兵團一二九團宣傳科科長薛立秋、干事于杰，他們此前用一周時間采訪了這位老人——

　　在新疆兵團農七師一二九團有一個著名的“茅以升”圖書館。而這個招牌“頗大”的圖書館，實際卻是一個破爛不堪的土房，里面除了疊放在磚塊上一摞摞的圖書外，還充當著廚房。該屋的主人叫濮湖南，團場退休職工。

　　一位退休職工，本該安享晚年，為什么還要傾心辦圖書事業，而且，又怎么同我國著名科學家有聯系呢？帶著種種疑問，筆者和這位老人進行了深入的交流。

　　邊掃廁所邊泡圖書館

　　今年65歲的濮湖南，頭發花白，不修邊幅，戴著一副老花鏡。他出生于武漢市，少年時代的他，就深深愛上了書籍，以至于從小學到中學的圖書館老師都對他印象尤為深刻，并經常“開小灶”供其讀書。

　　“1960年，我考取了武漢輕工業技術學校。我們學校離武漢大學圖書館和湖北省立圖書館都很近，我的大學時代基本上是在這兩個地方度過的，這段時間對我的影響最大。”大學期間，濮湖南就迷上了中國數學史。原本學制糖專業的他，畢業時被分配到廣州一家效益很好的工廠工作。后因他的一再請求，被調回武漢，當了一名小學數學教師。

　　“當時我喜歡教書工作，空閑時間購置了大量數學史的書籍，有些屬于珍貴的文獻性資料。后來文革期間，書籍被‘清理’一空”。說到這里，濮湖南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1965年，濮湖南支邊新疆，參加兵團的生產建設活動，曾立志做學術研究事業的他，對于農業生產是“門外漢”，因為產量低，被“罰”去看護林帶，后來就承擔起了打掃廁所的工作，這項工作一直做到退休。

　　工作的不盡如人意，并沒有消釋他研究數學史的熱情，相反，他更癡迷于這種研究。為便于研究，也為了養家糊口，1980年，他搭建了一個簡易式的帳篷圖書館，有事在連隊工作，無事則鉆進圖書館搞研究。

　　隨著研究的深入，他產生了編撰中國近代數學史的想法，他認為這方面的研究在國內尚屬薄弱地帶。而時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的李儼，被譽為“中國數學史第一人”(茅以升語)。要研究中國近代數學史，就必須從研究李儼開始。于是，濮湖南決定要編一部《李儼年譜》。

　　珍藏著茅以升給他的信

　　為編《李儼年譜》，濮湖南擠出工作之余的一切時間，“當時我妻子身體不好，還有兩個娃娃需要撫養，我就夏天在連隊干活，冬天在圖書館賣書，白天照顧家人，晚上就在煤油燈下搞研究。”限于當時新疆研究資料有限，他就到處寫信求助，給相關專家學者、李儼的家人、朋友、學生甚至是與李儼有一面之交的朋友。必要時，他還抱上研究成果，背上干糧和棉被，用邊打工邊行路的方式到北京請教相關人士。在北京，他舉目無親，餓了，就到飯館討幾口飯吃；困了，便到北京郊外的露天水泥管中過夜。談起他四次進京的經歷，濮湖南開懷大笑起來，他說：“為了實現夢想，我可以做一切事情，我不認為那種生活很低下。”

　　他的執著精神得到了積極回應，1984年3月18日，這是一個令濮湖南終身難忘的日子。這一天，李儼的生前好友、著名科學家茅以升接見了他。談起那次會面，濮湖南仍記憶猶新：“茅老當時88歲高齡，頭發白了，但思維很好。他身體有些虛胖，斜靠在一張軟椅上。他幽默地說，‘李儼先生是我讀大學時期上下鋪的好兄弟，你整理他的資料，我感到很高興，盼望你早出成果喲。’”半小時后，交談結束，臨別前，茅老還語重心長地交代：“以后有事可以找我，也可以直接聯系秘書。”據濮湖南回憶，“茅老是個很謙和的人，不擺架子，我請他簽字，他就爽快答應了，但他手有些發抖，所以就在秘書幫助下，用木框框著寫。”這次見面后，濮湖南和茅老繼續保持書信來往。“我們前后通信十幾封，他還在一封信中為我的圖書館題了字，郵了過來。不過，現在門口這個招牌，是自己在白布上隨便畫的。“他澄清著別人可能的誤解。

　　1988年，“紀念梅文鼎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黃山召開。應一位科學家、李儼的“忘年交”朋友邀請，濮湖南作為特邀代表，參加會議。而此時，濮湖南的《李儼年譜(初稿)》也已經完成。

　　盡管是初稿，但《李儼年譜(初稿)》的出現，還是獲得了專家的一致好評。他的學術追求和精神，讓代表們豎起了大拇指。得到專家支持，濮湖南的研究勁更足了，他于1989年申請提前退休，專門辦起圖書館，專心研究起中國近代數學史。

　　據濮湖南說，此期間，他兩次回武漢老家探親，一次是母親去世，一次是照顧妻子，即使如此，他也“偷偷”抽時間跑到北京登門拜訪數學史界專家。沒錢坐車，沒有飯吃，他就給火車打掃衛生、清理廁所來換車票，換飯吃，從而“一帆風順”地到了北京。

　　如今，《李儼年譜》已修訂完成，他視若家珍，包裹在一層又一層的舊的發黃的紙里，緊鎖在木箱里。他說：“如果能為后人編寫中國近代數學史提供一些有價值的資料，我就感到很滿足了。”

　　除了“搞研究”別無所好

　　目前，濮湖南仍住在相依相伴幾十年的“圖書館”里，泥巴做的土墻已被腐蝕成凹凸不平的“麻臉”，而內部構造也因為日久失修變得脆弱，像一個飄搖在風雨中的小船，遇上天災，隨時有坍塌危險。躺在磚頭板上的兩萬多冊圖書，顯得發黃變爛。即使如此，到此來“淘金”的人還是絡繹不絕。經常來此買書的小于說：“我只花幾塊錢就可以買到很有價值的書籍。濮老人很好，對錢看得很淡，有時身上錢沒有帶夠，他就干脆不要了。”

　　對于濮湖南的獨特人生，其好友李洪生深有感觸地說：“濮湖南這樣的人如今太少了！”濮湖南的愛心舉動感動了一二九團的居民。

　　團機關退休干部葛政再在處理將近1000冊圖書時，將書全部捐給濮湖南的“茅以升圖書館”。團里有人需要處理舊書，往往以極低的價格(幾乎相當于廢紙的價格)出售給他。

　　現在，濮湖南每月領著近1000元的退休金，本可以有個安詳寬裕的晚年，但他依然住在陰暗簡陋的房間里，樂此不疲地搞研究，每天以啃饅頭、燉清水面條度日。他沒有積蓄，把大部分錢寄給了在遠方已成家的一兒一女，甚至還資助過一位單親家庭子女上學的費用。談到錢，他說：“我就喜歡簡單，除去搞研究外，沒有其他愛好，所以開銷也小。我的身體還可以，只要我的子女都好，我也就沒什么牽掛了。”現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辦一個真正的圖書館。……”(薛立秋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