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5日，適逢周恩來同志110歲誕辰，又是中國話劇進入第二個百年的開年，我們在緬懷偉人的同時，不妨回顧一下周恩來不朽人生中與話劇的不解情緣。或許，對我們今天“大發展、大繁榮”先進文化，是有一定意義的。

　　1.在話劇的搖籃里

　　眾所周知，話劇是一個舶來品，來自歐洲。天津則是早年中國話劇之鄉，南開中學更是北方話劇的搖籃。早在二十世紀初期，也就是1909年春柳社在日本東京演出《黑奴吁天錄》以后的兩年，南開中學的創辦人、老校長張伯苓從歐美考察回來，就在校園內極力推廣當時在歐美已經流行的話劇藝術。正是這樣，1914年南開中學成立了最早的新劇(即話劇)業余演出團體——南開新劇團。

　　周恩來當時年僅十六歲，正在南開中學讀書，便已是南開新劇團的重要成員。他積極參加編新劇、演新劇，還擔任了布景部副部長。同時，他更是一位新劇理論的倡導者。在1916年寫的《吾校新劇觀》一文中，他倡導把新劇和“重整河山，復興祖國”的大目標聯系在一起，認為“是知今日之中國，欲收語言文字統一普及之效，是非藉通俗教育為之先不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含極高之理論，施之有效之實事。若是者，其惟新劇乎！”他指出，新劇可以開民智、進民德，“施之以教，齊之以恥，生聚教訓不十年，神州古國，或竟一躍到強國之林，亦意中事也。”這些進步的戲劇觀念，對于多年以后參加新劇團的曹禺，依然影響不小，教益匪淺。

　　那個時候，中國封建勢力還很強大，社會風氣相當不開化，男女少年根本不能同校上學，更不能同臺演出。由于周恩來英俊瀟灑，儀表堂堂，又獨具表演才華，反串女角婀娜動人，惟妙惟肖，先后在南開新劇團扮演過十多個戲中的角色，其中絕大部分演的是女角色，如《一元錢》中的孫慧娟、《仇大娘》中的范慧娘、《恩怨緣》中的燒香婦、《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華娥傳》中的華娥、《老千金全德》中的童男等等。在這些演出里，他的表演受到廣泛的稱贊。有的評論文章寫道:“于新劇尤其特長，犧牲色相，粉墨登場，傾倒全場。原是凡津人士之曾觀南開新劇者，無不耳君之名，而其于新劇團編作布景，無不贊助之功。”

　　后來，周恩來還一直牢記在南開中學求學時那段男扮女裝登臺演劇的經歷。有一次與張伯苓校長在重慶南開中學觀看話劇時，周恩來對張伯苓說:“我對校長有意見！”張伯苓不明其意何在，周恩來風趣地說:“當年你不該總讓我扮演女角啊！”說得師生二人相視大笑不止。

　　南開新劇團的演出不僅受到本校師生的歡迎，而且得到京津許多地區觀眾的喜愛，可以說，其聲譽已經超過了某些專業劇團。許多學校和專業劇團爭相上演南開新劇團的演出劇目，在社會上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

　　1915年10月18日，北京廣德樓戲園上演其它新劇團演出的戲，周恩來得知以后，趕忙與李福景等20多同學組成“津門學界觀劇團”，乘火車前來北京，住在前門西河沿元成房。當晚，來到大柵欄廣德樓戲園，在包廂里觀看了《仇大娘》。看戲以后，周恩來、李福景等人返回住處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一直到次日凌晨兩點鐘。這天下午，周恩來等人再次來到廣德樓戲園，觀看話劇《恩怨緣》。大家認為，此戲幾乎無懈可擊，劇本好，又加上演員們聚精會神，取得了圓滿的結果。看戲以后，周恩來、李福景等人去街頭吃晚飯，接下來再一次返回廣德樓戲園觀戲。大家認為，這場戲演得比頭天晚上的效果還要好，他們邊看邊說，興奮地直至午夜才返回住處。

　　通過這些觀摩，周恩來、李福景等人不僅了解了北京的新劇演出情況，同時在互相學習、取長補短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收獲，可謂美不勝收。

　　周恩來不光是到北京來看別人演南開新劇團的劇目，他自己參加演出的《一元錢》也曾來到北京演出。該戲表現的是一對青年男女不為貧富巨變所動，追求自主婚姻的感人故事，在南開中學演出以后受到好評，后來又受到北京文藝界的邀請，赴北京演出。著名京劇大師梅蘭芳聞訊趕來，觀看了演出，并與演員們進行了座談。新中國成立以后，已是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與梅蘭芳相見時，曾經高興地回憶起這件有意義的往事。周恩來說:“30多年前，南開中學校慶，我們排演了新劇《一元錢》，北京文藝界曾邀我們來京演出。”說到這里，梅蘭芳說:“我想起來了，您在《一元錢》里演一個女子。演過之后，好像我們還開了座談會。”周恩來笑著說:“對。雖然那是青年時代的事，但我們可以說也是同行了。”說得在場的人都忍不住地笑了起來。

　　周恩來關于發展新劇的思考是認真的、全面的、深刻的。他曾經明確地提出——

　　第一，舊戲流弊太多，多為導淫毀俗之作，改不勝改，較之新劇實為利少而害多，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則世風日下，損害國家之精神。為此，只有從振興國家出發，力倡新劇。

　　第二，對于新劇的派別也要具體分析，趨向墮落的文明戲必須進行徹底批判。文明戲的“演者、編者，類多率爾操觚之士，數時練習，便自登場。情節之未合也，言辭之支離也，布景之未周也，動作之失措也，均無暇計及。藉一二之滑稽辭句，博觀者歡迎，間復加以唱工，迎合社會心理。……以此而言新劇，與新劇之主旨，相去日遠。”一句話，不改革文明戲，新劇是不可能稱為新劇的。

　　第三，“現代寫實劇者，乃最近七八十年之戲劇，其意在不加修飾而有自然實際及客觀之趣味。此種劇旨，更為銳進而成空前之發達。”南開新劇“于潮流中已占有寫實劇中之寫實主義。”

　　周恩來這些理論主張，對于南開新劇的健康發展，顯然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對于幼稚的中國話劇之成長也是十分有利的。

　　2.抗戰烽火中關注話劇

　　曾經有人問過周恩來:“總理，你喜歡京劇還是喜歡越劇？”周恩來說:“都喜歡。”那人又問:“比較起來，更喜歡哪一個？”周恩來想了想:“比較起來我更喜歡話劇。”

　　走上職業革命家道路以后，周恩來自己就不便也不能再登臺演戲了，但是，他的興趣猶存，對話劇藝術、話劇團體仍然給予極大的關注。就是在抗戰的烽火硝煙中，也是如此。1937年10月，中國旅行劇團在漢口法租界的“天聲舞臺”，首演四幕抗日鋤奸話劇《前夜》，這個戲由陽翰笙編劇，由中國旅行劇團團長唐槐秋導演并主演。應陽翰笙之邀請，周恩來前往觀看演出，并給劇本提出意見，進行了指導。

　　演出結束以后，周恩來在陽翰笙的陪同下，來到后臺看望演員，并微笑著和全體演職員一一握手。當與唐槐秋握手的時候，唐槐秋客氣地說:“您好！請多指導。”周恩來更加客氣地說:“我是來學習、受教育的。”在對演出加以肯定和鼓勵之后，他還希望中國旅行劇團更多地創作演出這種振奮愛國精神、鼓舞抗日斗志的好戲。

　　自此以后，凡是中國旅行劇團推出新劇目的時候，周恩來都來看戲。周恩來每次到劇場看戲，都有鄧穎超陪同，另外還有秘書、警衛、司機等隨員參加，一共六個人。每次演出結束，周恩來都要到后臺看望演職員，祝賀演出成功，并表示感謝。他們每次來看演出，都是照章購票，不肯“看白戲”。一次，唐槐秋委托田漢給周恩來送去六張戲票，請他們來看戲。周恩來見了戲票，就問田漢:“戲票要好多錢？”田漢說:“這是請你去看戲，不要錢。”周恩來說:“那不行！”又鄭重地表示:“槐秋的劇團是職業劇團，全靠賣票維持生活和發展。我們怎么能‘看白戲’呢？”田漢只好說:“那票錢就由我來付吧！”周恩來擺手說:“不行，不行！你不也就那么幾個錢嗎？”結果，田漢拗不過周恩來，還是收了六張戲票錢，才算了事。

　　同青年成名的曹禺一樣，22歲就寫出名劇《鳳凰城》的吳祖光，也曾受到重慶一些文藝評論家的非議。1943年2月14日，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首演，演出效果不錯，但輿論界把他批評得一塌糊涂，罵吳祖光“這都什么時候了，還要寫姨太太跟戲子調情、談戀愛這些與抗戰沒有關系的劇本？”周恩來聽到這些評論以后親自去看，并對這部戲作了中肯的評價。

　　周恩來看《風雪夜歸人》，先后一共看了七次，并且是爬著200多層的臺階，到“抗建堂”去看。周恩來談到這個戲時表示:吳祖光寫這么一個生活在底層的婦女，一個姨太太，跟一個生活在底層的戲子，他們為了爭取自由，向那么強大的黑暗勢力作反抗，應不應該贊揚呢？大概是應該肯定的吧。

　　1941年11月，周恩來提議當時匯集重慶的中國文藝界人士為50壽辰的文壇宿將郭沫若祝壽，上演郭老的歷史劇《棠棣之花》。而且，周恩來親自出馬，邀請了共產黨員石凌鶴擔任導演。有人擔了重任，其他人也愿意出來幫忙，沒有多久就把這個戲高水平地搞出來了。等到戲演出以后，郭老非常興奮，幾乎手舞足蹈。他這一高興就來了干勁，延續整整18個月。這18個月他一口氣寫出來五個歷史劇，即《孔雀膽》、《屈原》、《虎符》、《高漸離》、《南宮草》。這說明，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能夠把每個人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為此，周恩來的領導真是不能不令大家佩服。

　　當時，周恩來關心話劇界人士的事數不勝數，有一件事似乎不能不提。1941年皖南事變后，中國話劇界“四大名旦”之一的張瑞芳，由于在“霧季公演”中先后演出了《棠棣之花》和《屈原》等六部大戲，已經引起國民黨當局派遣的特務之注意。心細如發的周恩來看到并想到了要保護張瑞芳。事后，張瑞芳這樣回憶:“1941年皖南事變后，有同志通知我說到新華日報會客室，我就在那兒等著。這個時候總理突然出來了，與我進行第一次也是很長的談話。他告訴我，今后你的組織關系就在我這里，單線聯系。不過我可能對不起你，就是你可能會過不了正常的組織生活了，因為我不可能每次按規定時間來跟你見面，以后有事我會通知你。”就這樣，張瑞芳在周恩來的關懷下，于惡劣的情況中，得到了很好的、有效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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