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來唯一的龔古爾獎獲獎女作家葆拉·康斯坦(PauleConstant)日前來到上海。1998年，這位女作家憑借小說《心心相訴》成為龔古爾獎50多年的歷史上，8位女性得獎者之一。在接受早報記者專訪時，談到波伏瓦、杜拉斯等享譽世界的法國女作家，葆拉表示：“波伏瓦永遠是我的偶像”，“我熱愛杜拉斯”。

　　三個女人一臺戲。葆拉·康斯坦、法國“80后”作家馬克斯·蒙內和上海作協主席王安憶日前在上海作協以“向婦女文學致敬”為題，就女性文學展開對話。會后葆拉接受了早報記者的專訪。

　　法國文學獎多但沒黑幕

　　法國也許是世界上文學獎最多的國家，據葆拉介紹，整個法國共有2500多項大小文學獎，“幾乎每位法國作家都能平均分配到一個。”這位1998年憑借小說《心心相訴》獲得龔古爾獎的女作家開玩笑地說，“文學獎特別多是因為法國作家寫作的酬勞不多，靠著文學獎可以多賺點錢，而且在法國任何人都可以設個文學獎。”不為人知的是，葆拉自己也設立了一個文學獎，“獎品是到我居住的那座南方城市免費聽歌劇一周。”

　　每年11月在法國文壇戲稱為頒獎月，包括龔古爾獎、費米娜獎在內的重要法語文學獎都在那個月陸續頒出。近幾年，法國各大文學獎獲獎作品和作家飽受媒體批評，不時曝出評委受賄的丑聞，外界猜疑文學獎獲獎作品質量的“下滑”和出版機構操縱文學獎有關。作為包括費米娜獎在內的多項法國主要文學獎的評委，葆拉·康斯坦在接受早報記者采訪時始終為自己的同行辯護，“根據我這幾年的工作經歷，我并沒有看到大家所說的那些黑幕，在我擔任費米娜獎評委期間，就從來沒有接到那些要求為某人評獎的電話。”在葆拉看來，飽受外界詬病的文學獎評委由作家組成并沒錯，“在法國有一個完全由記者組成評委會的文學獎，它和龔古爾獎同一天頒發，但根據我的觀察，他們挑選的作品并不好。”

　　針對大出版社操縱文學獎的傳言，葆拉說這主要與文學獎獲獎作品大都由大出版社旗下作家獲得有關，“但這很正常，”葆拉說，“大家都希望作品由大出版社出版，最好的作品和最優秀的作家集中在大出版社那里很正常，那樣的批評是沒有道理的。”但葆拉希望，法國的文學獎更應該撇去年齡、資歷的偏見，“很多評委總是因為作家年輕而忽略他作品的重要性，而我喜歡把獎頒發給作家處女作。”“我不想把獎頒發給那些已經沒有好作品的老作家，對于這些安慰性的獎，我們的借口總是，‘固然這樣，但他以前寫過不錯的作品。’”

　　所有作品都發生在法國之外

　　波伏瓦、杜拉斯是每一位法國作家，特別是女作家無法繞開的話題和人物。但令葆拉有點遺憾的是，現在的法國年輕人已經不再視波伏瓦、杜拉斯為偶像了，“他們到底怎么想，我也不知道。”

　　葆拉在接受早報記者采訪時毫不掩飾自己對這兩位女性的崇拜之情，特別是對波伏瓦，“她永遠是我的偶像，沒有其他人能超越她。”葆拉說。在葆拉眼中，波伏瓦是一位非常自信，對身邊女性都特別善良的女性。回憶自己和波伏瓦的第一次會面，葆拉說那是1967年大學畢業前夕，“我給她寫了封信，后來她同意和我見面。我對她說，我準備寫她的傳記作為論文。但是后來我離開了法國，就沒能完成這個愿望。”波伏瓦是1954年龔古爾獎獲得者，葆拉則在1998年獲得這一法語文學最高獎，“當我拿獎的時候，我想到的是波伏瓦。”迄今為止，在龔古爾獎50多年的歷史上，只有8位女性獲得這一大獎，“我們8人組成了一個奇特的小圈子。”葆拉說，而杜拉斯是另一位讓葆拉難忘的龔古爾獎獲獎者，這個小圈子里另一位耀眼的明星。

　　“我非常熱愛杜拉斯！”葆拉說。葆拉和杜拉斯一樣都成長于法屬殖民地，作品也以殖民地背景為多，“我的所有作品都發生在法國之外，因為我對法國不了解。”“我和杜拉斯有許多共同點，但杜拉斯基本上都是圍繞自己私密生活寫作，特別是描寫自己和母親的不理解，最后她在這種生活中陷入太深而無法自拔，所以導致《情人》在某些方面很薄弱，但是這部作品最受歡迎。我認為《抵擋太平洋堤壩》是她最優秀的作品。”葆拉說。

　　和葆拉有相同生活寫作背景的英國女作家多麗絲·萊辛也是葆拉崇拜的對象，葆拉開玩笑地回憶說，“有一次兒子興奮地打電話給我說，他發現了一位和我非常相似的作家，他說的就是萊辛。”

　　◇對話

　　關于女性主義文學

　　葆拉：《心心相訴》中文本的宣傳語是女性主義文學代表作品，出版社事先并沒有征求我的意見，但我希望美國的同行能讀到這句話，因為我的小說和美國女性主義小說有相似之處。我的小說既不是女性主義小說也不是反女性主義小說，但在許多地方，我的小說被說成是反女性主義的，所以我的作品在許多國家遭到抨擊。

　　王安憶：作為小說家我很少想到主義。坐在這里我想到的是奧斯汀，她的小說所有主題都是怎么把女人嫁出去，我認為女性出嫁這個主題就算在現在也沒有變化，這種觀點可能會得到女性主義者的反對，但我認為，女性的婚姻關乎她的幸福。《長恨歌》中的王琦瑤，我一直想把她嫁出去，但就是沒能嫁掉。

　　馬克斯：我寫作的時候，絲毫沒有想到女性主義。所謂女性主義的問題，都是記者問我的問題。我是個年輕作家，可能前一輩作家有女性主義的思考。

　　關于寫作

　　葆拉：我成長在法國海外省，所有作品都發生在法國之外，所以在美國，我是作為非洲作家來被研究的。我寫了許多關于法屬殖民地的作品，但我想說的是，殖民文化并沒有大家想像的那么憂傷、懷舊。

　　作家這個稱號，我不愿意把它看作是職業，因為職業都是可以學習的，那么作家呢？一個好的作家也類似一個好的演員，好的作家也應該鉆到人物皮膚下。

　　王安憶：我必須寫我所經歷的事情，我寫不好那些我只能想像的東西。為了躲避這樣的風險，我以后再也不寫《長恨歌》中1940年代的場景了，因為那只是我想像中的上海。而寫關于上海的故事，我也是無奈，因為我只對這座城市熟悉，而我只能寫我熟悉的地方。我對“作家”的定義可借用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標準之一———“持續性寫作”。

　　馬克斯：我剛剛開始寫作，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是表達的自由。法國文壇現在流行自傳體和小說結合，我不歸于此。不直接寫自己的時候，才能更好地寫自己。我曾學過戲劇，我在寫作中也常常模仿戲劇的表演來刻畫人物。作家還是門職業，它有些部分是可以學習的，當然天賦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