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四川汶川的災情揪著全中國人民的心。在17、18版中，我們選擇了一些來自不同行業的人在博客里記錄下的聲音，他們有的是演員，有的是導演，有的是作家，有的是主持人，有的是記者，有的是體育健將，他們或者在“行動”，或者在“吶喊”，或者在“深思”，或者在“致敬”，或者在…… (所引博客皆有刪節)

　　事實上，到災區后，我也在困惑著、矛盾著。這樣一場巨大的災難面前，挑戰著每一個生命，也拷問著許多大家已經習以為常的新聞倫理與新聞道德。

　　大家的心情我能理解，畢竟在災難的第一現場，我們作為記者的同時，更重要的還是要被還原成“人”。

　　面對如此巨大的災難，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人生的第一次。相信包括我在內的所有傳媒工作者，都在思考這些沉痛的問題。

　　在香港，我承受不了內心的痛楚

　　在香港直播室的時候，每一次連線記者，我都下意識地身體前傾，直到有人提醒，“你怎么老趴著？都快鉆到監視器里了！”

　　香港太遠了，演播室太豪華了，我沒法相信眼前的一切。

　　127個小時過去，錄完周六的特別節目，走出大樓，給頭兒打了個電話，“我必須得走了”。《冷暖人生》攝制組已經在那里拍攝了五天的時間。有一個晚上，和老朱通話，他氣喘吁吁，聲音也有點兒不對勁，我正一個勁兒囑咐怎么拍怎么拍，他突然說：“曉楠，你知道么，我們現在周圍一片漆黑，只有一個大月亮在天上，我們正走過死尸堆。”我呆了半晌，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那個一片漆黑的地方，就是北川。

　　在北川，很多問題不忍問

　　北川中學的學生們，如今被安置在宏苑賓館的大禮堂里。禮堂外面墻上是疏散到這里的學生的名單，緊挨著它的，是一張張的尋人啟事。我們拍攝的時候，有一個家長正緊張地看名單，她要找侄子，北川中學高一三班的李納。我幫她一起找，“這兒是高一的，高一一班，高一二班……”手指按著墻上的名單，我高聲念著班級學生的名字，但手指慢慢滑下來的時候，突然不再敢念出聲，高一一班有十幾個學生在這里，但二班只有兩個，三班有五個，這其中，沒有李納。

　　每個班級當時教室的位置不同，上的課程不同，跑出來的學生數字相差很多，有一個班，四十幾個學生，只生還了四名。

　　我問這個班的女孩：“你們班是個什么樣的班級啊？”本來悲傷的女孩子突然笑了：“我們班，成績不好，體育好，是個特別義氣的班，這是我們班同學自己總結的。”

　　有一個男孩子，和自己最鐵的哥們兒一塊往外跑，一轉頭，房子倒下來，巨石離他只有幾十厘米，再看跑在他身后的好朋友，只剩下了一雙腳。好友的家長來的時候，這畫面，他一個字也沒有說。

　　我拍他的肩膀，說抱歉，我不應該讓你回憶這么殘酷的時刻。男孩兒很懂事地搖搖頭。是啊，我該問嗎？我怎么能問出口？

　　1000多名學生，只有60名被家人認領

　　孩子畢竟是孩子，突然而至的集體生活讓他們感覺新鮮，幾天之后，他們已經在用紙板鋪成的大通鋪上開始笑鬧，每當我蹲下來，問他們是哪個班的，叫什么名字，他們總是會高高興興的回答，于是我就更沒有勇氣，問出那個世上最殘忍的問題：“地震的時候你在哪里？”

　　這句話，像一把刀子，開啟生命最黑暗的回憶。

　　有一個女孩子，被砸在一塊大石板下面，后面一個男孩子，也在瓦礫堆里。女孩兒的傷比較輕，救援人員決定先把她抬出去，當他們返回來的時候，男孩子已經沒有了氣息。女孩兒哭著對我說：“都是因為我……”

　　我抓著她的手告訴她這不是她的錯，旁邊的女生緊緊摟著她安慰，臉上卻是微笑著的，那笑容，有一種堅定，遠遠超越了她的年紀。

　　我的采訪斷斷續續地進行，從來沒有哪次采訪像這樣總是長時間地停頓，有時候，我需要長長地舒一口氣，才能問出下一個問題。

　　我該去問嗎？

　　陪我們采訪的小何介紹說，學生們現在情緒還算穩定，他們最擔心的就是初中部這1000多名學生中，只有六十多位家長來認領，另外的一些父母，還沒有音信。他說，他很難想象，當孩子們度過了這特殊的集體時期，當他們分開的時候，那些沒有了家的孩子，生活該怎么繼續。

　　——— 來自《鳳凰衛視》陳曉楠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