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風光無限的央視王牌欄目《百家講壇》走下了收視率的神壇。該欄目主講人紀連海日前透露：從去年10月起，除了他講的李蓮英系列外，“收視率再沒有超過0.1%的。”

　　《百家講壇》曾有過0.69%的收視率紀錄，以此推算，目前的收視率或還不到高峰時的1／7。如此的收視率跌落，真堪稱“高臺跳水”了。那么，既坐擁央視平臺之“地利”，又擁有一干明星主講人之“人和”，而且適逢國學和歷史熱之“天時”的《百家講壇》，何以竟是如此“興也浮也，亡也忽也”？

　　從其節目內容、主講人和講述方式等方面原該欄目之失寵，或可發現主要是因為其患了三種病癥：一是游移不定的分裂癥；二是敝帚自珍的自得癥；三是葉公好龍的浮躁癥。

　　所謂分裂癥，是指《百家講壇》似乎從來沒真正搞清過自己的定位：究竟是文化的，還是娛樂的？是精英的，還是大眾的？是學術的嚴謹的，還是市井的演義的？是關乎社會責任的，還是僅關乎收視率和廣告費的？這些問題到現在可能仍然是一筆糊涂賬。比如，雖然相關人士曾一再強調這不是個學術論壇，而是“給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老百姓做的”通俗節目，然而又一直大打“名家牌”，以“專家”、“學術”等名義對節目進行包裝，并制造出了一批“學術明星”；看似推廣文化和學術，實際上追求的卻是收視率，而且在內容上該欄目實際也游移不定。有人批評說，這個看似惟我獨尊的欄目其實從來不具有獨立性，“它的所為不過是在世俗文化里追風逐塵，國學熱了就湊湊孔子莊子的熱鬧；清宮戲火了就揭揭皇帝后妃的隱私；以稍加斯文的戲說為已經被群眾熟知的熱點人物拉扯一些所謂史料上的引證。”外觀看極文化，內里卻極商業；包裝極高雅極正經，內里卻又極媚俗極荒誕，在商業利益至上的原則下，《百家講壇》已經陷入了眾所周知的尷尬。正因如此，喜歡文化的觀眾厭其形式，而喜歡娛樂的觀眾則厭其裝模作樣的內容，逐漸都疏離了這檔欄目。典型的想要兩邊討好，結果反倒兩頭都惹了厭。

　　所謂自得癥，是指《百家講壇》一干人似乎并不明白自己所辦節目的質量，或是嚴重低估了廣大觀眾的判斷力。其最明顯的標志，便是對幾個明星主持人無度炒作包裝，并將那些內容淺薄、漏洞百出的講稿印行出版。

　　眾所周知，人們收看電視節目，最重要的是追求“即聽即懂”的效果，而不會追求多深的深度，所以電視節目的講稿不妨淺顯、熱鬧甚至庸俗一些。而如果將這樣的講稿印成白紙黑字的書籍，其含金量顯然遠遠不足——特別是當其內容竟然還是有關某些典籍的時侯。讀典籍，多數人都是為了獲得真正的啟迪，而那些雞湯式的典籍“心得”，顯然不具備那樣的功能。

　　這就好比，烤紅薯是不能當鮑魚去賣的。《百家講壇》所講的內容本來是不折不扣的堪稱垃圾食品的文化快餐，卻非要包裝成營養豐富滋味醇厚的高級文化美食，說輕些這是極度自戀，說嚴重些簡直就是對文化的惡搞。去年，于丹《〈莊子〉心得》和易中天《成都方式》雙雙入選“2007年十大爛書榜”，應該說并非全因為評選者的刻薄或嫉妒。

　　所謂浮躁癥，則是指打著科教文化的該欄目如同葉公好龍，多嘩眾取寵之意，而少敬畏文化之心。頂有專家教授頭銜的主講人也罷，打著文化傳播旗號的主講內容也罷，都只不過是該欄目的道具。例如《聊齋》主講人馬瑞芳教授抱怨道：所有主講人都必須接受央視的“修理”，主講人王立群教授也曾經稱自己“給指揮得快要找不到北了”。甚至，據悉《百家講壇》的主講人連著裝都不能自由，“閻崇年著黑色對襟褂，于丹著一身紅艷旗袍……你別想換自己喜歡的服裝”。

　　在如此講壇上，要闡釋出真正有價值的內容顯然很難。于是，電視講壇本來是商業與文化的一種極好的結合方式，卻由于上述三種因素的影響，而蛻變失去了其許多應有的積極作用。因此，《百家講壇》失寵于觀眾，并不意外。郭之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