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災發生已一月有余，而巨大傷亡對世道人心的種種影響仍在持續釋放，某些特定事件的影響之大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例如范美忠事件；再如王兆山事件。

　　連日來，棄學生逃跑且不恥自辯的范美忠所引起的激烈道德論戰尚未見平息之態，由山東省作協副主席王兆山的一首詞所引起的文學倫理反思，再度鬧到了沸反盈天。如果說，那位教師“先跑合理”的言論尚能因某些概念的復雜性博得些許諒解同情乃至支持，那首替可憐的亡魂們發出“縱做鬼，也幸福”、“親歷死也足”等感慨的詞，獲得的卻是絕對一面倒的口誅筆伐。

　　細勘如此筆觸，確實太過輕佻，替那些遇難者“表態”尤其超出了絕大多數人的心理底線。許多人認為，雖然這首詞并不怎么符合詞牌格律，但作者的身份以及公開發表的結果，已足以令文學蒙羞。

　　無論是否應該牽扯到整個文學，這起事件都是一次嚴重的警示。

　　警示之一：文學藝術的創作應該是自由的，但其自由卻有不應逾越的底線，即必須尊重基本的人文理念和人本價值。如同在道德思考和實踐方面，任何“自由”必立足于正義和責任一樣，在文學創作方面，才情亦應生發于真情，創作思考亦必植根于常理。就此，范美忠所謂的“自由”概念，因抽離了現代文明人應具備的責任擔當意識，而顯得很不可靠；王兆山此篇詞作則由于失去了對亡者的基本哀矜和體恤，有違基本的文學底線，所以完全不能被接受。

　　警示之二：災難文學的創作尤其應該謹慎，面對災難和傷亡，作家應該保持凝重，而不可有絲毫虛浮。歷史經驗證明，無論天災還是人禍，災難對文學藝術確實有巨大影響，但這種影響往往又有一種滯后效應，可能要過很長時間，很多人才會“回過神來”，對災難作出真正有價值的反思。在災難的“現場”，固然可能會產生一些優秀作品，但可以肯定：災難“現場”所產生的作品，許多會相當膚淺，在抒情和理性方面都有可能偏頗，乃至矯揉造作，似是而非。以王兆山此次的詞作為例，雖然這是否是其一時頭腦發熱的結果尚難確定，但假以時日，其本人對此倉促之作或能生發悔意也未可知。

　　不過，面對慘痛的天災人禍而仍在作品中孜孜以求“詩意”，或是“為賦新辭”而以輕佻態度對待他人的痛苦，從而變相展現出殘酷和冷血者，并不乏其人。此次震災后，還有一位曾獲魯迅文學獎的知名作家在博客中貼出了自己的詩作，其中也赫然出現類似“大地震，再來得猛烈些吧”的句子，按其詩中邏輯，這樣即可“檢驗中華民族優秀的品質，丈量我們的堅韌到底能容納多大的苦難”。

　　這種詩句，即便可以稱為一種“英雄樂觀主義”，但從另一面看，這種豪言壯語的背后是變相地視災民生命如草芥，已經少了文學家必備的悲憫意識和生命關懷。

　　由此，災難可謂是衡量作家的砝碼。通過上述現象，顯然很容易測量出某些作家理性思考的欠缺或心態的幼稚、作風的虛浮。不過，從另一方面看，這樣的災難時分，以及這樣的缺點暴露，尤其是對這種缺點的批評過程，可能也正是文學發展的契機。

　　眼下，或許所有的文學中人都會認真思考“王兆山現象”，并更加認真地思考這場災難和文學之間的關系。而思考災難以及災難中的文學觀，對文學觀的成熟和升華極有裨益。

　　眾所周知，文學藝術的根本是“人學”，而在災難中人性最能得到充分的展示，無論美好的一面，還是丑陋的一面；無論理性的一面，還是蒙昧的一面；無論尊嚴的一面，還是卑微的一面；無論堅強的一面，還是脆弱的一面；無論群體的一面，還是自我的一面……災難驟臨時人性的方方面面往往展現得最為真實和透徹。正因如此，文藝工作者如果能以真誠直面災難，當能更充分地理解人性，能夠發現最具震撼力的故事，從而寫出不朽名篇。而另一方面，關注災難，記錄災難，盡快創作出好的作品給災難中受傷的心靈以撫慰，提振人們救災重建的熱情和勇氣，以及通過幫助人們思考災難和對抗災難錘煉國民性格，也當屬文學藝術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設能如此，則災難不僅是衡量作家的砝碼，同時也是推動文學發展的引擎。基于這些機會和理由，近年來正在飽受批評的文藝界，應該有通過這次機會從整體上改善形象乃至浴火重生的意識和勇氣。言及此，或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令人遺憾的現象：中國雖近百多年來天災、兵燹、運動等各類災難不斷，文學藝術界卻似乎并未從中汲取太多的營養，或者說沒能產生多少有助于人們剖析生命價值、提升精神高度的作品。

　　這其中的原因當然有很多，比如這可能與文學的發展模式、批評氛圍、出版發行體制、教育內容設計乃至語言文字的改革等都有關系，但無論如何，如果長期沒有相對高水平的文學，所謂文化大國便將無從談起。時下之中國，僅最近半年時間便已數遭重大天災，如此背景下，如何使更多的作家通過對災難的深切關注而獲得文學水平的升華，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郭之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