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說——

　　對話鄉土作家閻連科

　　堅守鄉土寫作,也就具備了世界性

　　作為中國當代文學近年來最紅火的代表人之一閻連科,近期推出了自己的新作《風雅頌》,再度引發較大爭議。然而他的新作,在網絡上被風傳為2008年中國當代文學可能入圍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

　　閻連科帶著他的新作,在本屆香港書展上的亮相,也帶著他滿口的河南口音來與讀者和媒體對話。在本報記者專訪中,閻連科暢談了鄉土寫作與世界性的問題,從中也許更能在細微處體驗中國作家未來走向世界的一些可能。

　　談寫作身份:讓鄉土的疼痛感保持灼燒

　　記者:土耳其著名作家帕慕克說過:世界著名的大作家康拉德、博納科夫、奈保爾———這些作家都因曾設法在語言、文化、國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間遷徙而為人所知。背井離鄉助長了他們的想象力,養分的吸取并非通過根部,而是通過無根性,但您的寫作似乎總是離不開故土———河南。

　　閻連科:我是完全來自于鄉村的,我覺得這一點是很幸運的,因為我恰恰很幸運地出生在河南的農村———中原,中國的最中心部分。某種程度上講,今天的中國最復雜最深刻的情況都能在河南的農村里找出來。河南不像廣東的絕對繁華或大西北的絕對貧窮,紛繁地夾雜著最富裕、最貧窮、最保守、最邊緣化的東西。某種意義上看,今天的中原恰恰是最能體現中國人生存狀態的一個地方。所以我想,只要我能守住這樣一塊土地,就從一定程度上守住了中國的一部分現實,從這個角度上講,無論世界發生多么大變化,我只要守住這一塊鄉土,也就守住了世界。

　　我始終認為,作家的“根性”非常重要。一個作家后天可以寫美國的生活,寫非洲的生活,去三天寫成一篇很棒的游記,但這都是后天養成的。一個作家真正能寫好什么呢?這是由先天決定的。比如我閻連科是農民的孩子,一輩子絕對不能寫出廣州富人的城市生活,因我出生在河南農村,決定我的學習經歷、閱讀經歷,進而決定了我的整個命運。

　　對比一下哈金,他去了美國,用英語寫作獲得了美國文學的大獎,但他的命運不是閻連科的命運。對于閻連科來說,他只能守在這樣一塊家鄉的土地上,那是我寫作的唯一資源。所以說,作家命運的不同必然導致作家寫出不同的作品,不同的作品又繼而導致作家不同的命運。

　　記者:但如今您離開老家多年,移居北京生活,您如何保持與鄉土命運的聯系?

　　閻連科:我想,一方面肯定是憑借記憶,大家都知道青少年時期是一個作家寫作的最重要資源。如今,我每年都回去幾趟,恰恰這一段距離,能讓我隨時回到鄉村去,又能在寫作上帶來一個距離感,能在寫作上更清晰地認識農村現實。北京的生活可以視為河南鄉村生活可能的一個參照,另一面鏡子,可能讓我更能看清楚鄉村深層的東西。比如對權力的認識,對欲望的認識,對男女愛情的認識。

　　我經常說,我們的村子就縮影這一個中國,村長對于我永遠是一個絕對領導,如今回去每次見到村長我都很敬畏。表面上看,我和河南老家的聯系可能更松散了,但精神上的聯系其實更加緊密,鄉土生活魂牽夢繞在我的生活里。比如直到今天,我依舊是一個非常小農意識的人,老家的一塊宅基地被鄰居占了一壟,這樣的事情對于我的震動性,幾乎比我們國家一片領海被外國占了去更令我感受切膚之痛。再比如某一天,村子里的一個老人死了,肯定有一整晚上我會輾轉反側,感覺身上的某一塊東西丟掉了……我就始終讓這種疼痛的聯系不被割斷。

　　我想,無論是奈保爾還是博納科夫,他們最深層的文化之根仍然是原來故土。盡管他們客居異國,用別國文字寫作,但這種距離感恰恰使他們對那一塊家鄉土地有了更為深刻和復雜的認識。我所說的這個“絕對個人”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作家必須說出對故土、對自己民族和國家一段歷史和現實,最個人化、最為獨特的認識。一個偉大作家的寫作命運,必須參與到這種獨特的認知之中,否則很難寫出傳世之作。

　　記者:有人說你的新作《風雅頌》可能入圍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閻連科:大家都以為中國作家有一個諾貝爾獎情結,我覺得這是一種誤解。

　　談到作家的個人寫作如何具備“世界性”,我覺得這根本不是作家所能決定的。今天我們所講的文學的“世界性”,無非就是指獲得美國和西方的認可。但可以這樣講,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他們對中國都在腦子里有一個相對固定的“東方主義”。有些作家的小說迎合了這個“東方主義”,就獲獎,就在西方受歡迎,但他們對中國現實依舊非常不了解。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人對西方的理解遠遠超出他們對于我們的理解,基于這個原因,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作家更是應當為自己的內心寫作,別期望按照別人對你的理解去創作、去獲獎。因為所謂的這個“東方主義”想象必將會在不遠的將來發生轉變,那時候,今天在國際上獲獎的那些中文作品就要過時,成為垃圾。

　　談新作:《風雅頌》寫的是當代知識分子精神危機

　　記者:《風雅頌》受到諸多質疑,認為您在歪曲高校教師,夸大了負面。

　　閻連科:這個小說爭議很大,有人說我寫的是北京大學,還有人燒書,但我說過很多次,大家應該把《風雅頌》看作是閻連科的一個精神自傳。有人把《風雅頌》看作我開始從鄉村寫作轉入城市寫作,這是一個誤讀。因為其實高校到底怎樣,對我并不重要,《風雅頌》的核心寫了一個從農村走入城市的知識分子楊科,當他在城市生活了多少年之后,他忽然發現,這個世界不屬于他,整個社會現實、體制、城市中的愛情都與他沒什么關系,當他想要回到鄉村的時候,卻發現鄉村也已經變了,他已經回不去了。《風雅頌》的核心是,寫了一個來自于鄉村的知識分子,靈魂的無家可歸的生存狀態,表達了我對知識分子喪失精神家園后的一種焦慮。

　　記者:對于知識分子的形象,有人把《風雅頌》與賈平凹的《廢都》作對比。

　　閻連科:也許中國的文學作品專門對知識分子發表理解的作品不多,所以,會有人拿《風雅頌》與《廢都》甚至《圍城》作對比。但這三部作品在我心中寫照了三個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

　　《圍城》是錢鐘書的知識分子,因為他的文化背景,他寫出的是知識分子眼中的知識分子,寫出了那種散淡、矜持的個性,堪稱一部極具個性的優秀之作。《廢都》不能說有賈平凹的生活影子,但至少寫出了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知識分子那種精神狀態,這種狀態與《風雅頌》里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不一樣。比如,《廢都》里的80年代知識分子形象雖然精神上空虛墮落,,但生活里還能夠掌控自己。而《風雅頌》里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發生了變化,比如主人公楊科發現自己連日常生活其實都無法掌控。

　　記者:對于中國今天的知識分子,社會上也有一些批判,比如一些經濟學家對于股市、對于樓價帶有利益屬性的分析和發言。

　　閻連科:《風雅頌》里我對今天知識分子的認識(不包括全部人),相當的一批學富五車,沒有用武之地,他們的才華變成了飯莊上的談資,或者面對女人時候的談資,但是面對公共場合、社會大眾的需求,他們卻不敢于發表自己獨立思考的言論。

　　90年代以后,中國知識分子的迅速商業化被不少人詬病。比如經常有一種經濟學家、高校教授,被請去為大公司演講,出場費5萬、10萬,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些學者竟然像歌星走穴一樣,也都配備了經紀人。我認為這是非常可怕的,因為知識分子中如果在傳播自己的思想時,還想著要有人替他們討價還價,是非常值得深刻反思的。

　　有人說《風雅頌》寫得如此放肆,歪曲高校生活,扭曲知識分子形象……我就干脆將其解讀為閻連科的一部精神自傳。雖然閻連科不是大學教授,不是《詩經》專家,也沒有去找過小姐。大家都說閻連科是在夸大和扭曲,說句心里話,我只希望從這部小說體現我對當代知識分子的一些理解,最大限度地體現,這就夠了。(李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