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關于“毛澤東留有億元遺產(chǎn)”的傳聞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毛澤東的稿費數(shù)量也由100多萬元炒至7582萬元，甚至1.3121億元。為毛澤東管理家政長達12年的吳連登說：“如果大家了解毛主席平時是怎么過日子的，這些謠言不攻自破！”

　　平板三輪帶我入中南海

　　如今回想，吳連登自己都覺得“像夢一般”。1958年，小學沒畢業(yè)的他考入江蘇省鹽城地委招待所當服務員。“即便是打掃衛(wèi)生、端茶送水，我也總比別人快。我一趟能拿10個暖水瓶，一手提4個，兩個胳膊再各夾一個。招待所離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我每天5點起床，就這么來回跑，一個人負責整整一棟樓。”

　　1959年，北京人民大會堂建成，從全國各地挑選服務員。鹽城只有一個名額，吳連登被選中了，分配到大會堂餐廳當服務員。1961年5月，中南海服務科科長來到人民大會堂，從近千名服務員中選拔兩名進入中南海。吳連登永遠忘不了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輛平板三輪車來接我們，周圍擠滿了來看熱鬧的同事。我倆把行李放在車上，跟在三輪車后面，一步步走進了中南海。”

　　吳連登在中南海頤年堂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有個習慣，開會他基本上是第一個到，他要和陸續(xù)進來的人有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平常業(yè)務熟練的吳連登，手抖得厲害，等走到毛主席面前，茶已經(jīng)灑出了一半。

　　“毛主席有個習慣，凡是第一次見到的人，他都會盯著你看，問你的情況。主席問我：‘你是新來的吧，叫什么名字？’我說我叫吳連登。主席問我的名字是誰起的，我說是一個和尚。主席笑著說：‘一聽就不是父母給起的，這個名字好。’主席又問我是哪里人，我說是江蘇鹽城來的。他說：‘噢，咸城來的。’我說：‘不對，是鹽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咸城嗎？’毛主席這么幽默，我就沒那么緊張了。”

　　1964年國慶節(jié)，22歲的吳連登正在天安門城樓上服務，毛主席身邊的護士長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主席說，‘你不就是那個咸城人嗎？我可記得你呦。我要和你商量點兒事，因為我身邊有許多事情，家里也有許多事情，都沒有人做，我想請你，能不能給我?guī)蛶兔Γ俊�當時我既緊張又感動，主席竟然這么客氣請我?guī)兔ΑＮ壹�動地說‘好！’，就這樣我進了毛主席的家。”

　　毛主席和江青AA制

　　吳連登最初的工作是負責雜務，搞衛(wèi)生、整理庫房、打水送飯。“主席的房子是一個大概2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家里還住著江青、李敏、李訥，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兒。”

　　1968年，吳連登被正式任命為管理員，毛澤東將自己的工資、家中的各項財政支出，都交給他全權管理。

　　吳連登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主席的工資總不夠用。原本毛主席領取的是國家一級工資，總數(shù)是610元。三年自然災害后，他帶頭將工資降到了三級404.80元。“一直到主席臨終的時候，這個數(shù)目再也沒變過。每月的固定開銷：黨費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費用84元；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隨著物價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還有一個姐姐住在這里，每月生活費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還要取暖費30多元。大約固定花銷為200元。”

　　吳連登算著毛主席的幾大開支：“吃飯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錢。主席還有很多民主黨派的朋友，請黃炎培、章士釗他們，也是主席自己掏錢。另一個開支是抽煙，每個月將近100元，還要有幾十元的茶葉。”

　　毛主席還有一筆開支：湖南老家經(jīng)常來人，有的是經(jīng)濟困難，有的是來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時帶的一點生活費，都由毛主席負擔。“錢不夠用時，我只能為難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著賬本，先給他逐一匯報這個月的開銷，主席一看我的架勢，就會問‘錢又不夠用了？’然后我要自己打報告，后面附上賬單，主席簽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別會計室去領主席的稿費。”

　　“江青的工資是243元，工資領回來我就記到賬上。他們各花各的錢，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現(xiàn)在通常說的AA制。”吳連登說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購買攝影器材和沖洗膠卷。“江青經(jīng)常讓我去給她改一些衣服。沒錢的時候，她也會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過段時間又染成黑色來穿。有人說江青拿牛奶洗澡，我負責采購，沒有買過那么多牛奶。江青當年用過的比較奢侈的東西就是發(fā)膠，只有友誼商店可以買到。”江青常叫一些京劇界的朋友來開會。“但她每次都是中午11點散會，下午接著開，讓他們回去吃飯，減少開支。后來，江青因為錢不夠花，還曾欠過新華社8000元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