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下，中共中央加緊了對臺灣的工作，除了在香港召開專門學習班對臺灣工作委員會今后工作進行部署之外，還派遣了一批工作人員秘密到臺灣開展工作。這其中最著名的當屬號稱“密使一號”的吳石和中共華東局特派員朱楓。

　　吳石字虞薰，福州螺洲吳厝村人，1894年出生。1911年，吳石與少年好友吳仲禧一道在福州參加福建北伐學生軍，積極投入辛亥革命浪潮中。后入選武昌第二預備軍官學校和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3期炮科，前后受訓4年，與白崇禧為同期同學。1924年為何遂第十四師軍械處處長，先后任南苑干部學校上校教官、第四師參謀長、北伐軍總參謀部作戰科科長等職。北伐結束，方聲濤回閩主政，委任吳石為軍事廳參謀長。1929年由福建省政府派其往日本留學，先后在日本炮兵學校、日本陸軍大學學習。1935年秋回國，任參謀本部第二廳處長，專事日本情報研究。1936年2月授陸軍少將。抗戰中任大本營第一部第二組副組長、軍事委員會委員、桂林行營參謀處長、柳州第四戰區參謀長、軍政部主任參謀兼部長辦公室主任等要職。

　　1940年初，吳石重逢分別20余年的老友吳仲禧。當時，吳仲禧在韶關任國民黨第四戰區長官部軍務處處長和韶關警備司令。吳仲禧已于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后任全國政協第五屆委員、廣東省司法廳廳長、省政協副主席等職)。在抗戰初的幾年里，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吳石經常流露出一種憤懣、失望的情緒。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戰爭中扎扎實實地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軍事上能學有所用、用有所成，報效國家；另一方面，他又逐漸看透了國民黨內部的腐敗，官場的勾心斗角，并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感到厭惡，他意識到自己無論怎樣努力都無法改變這個局面。吳仲禧回憶說：“吳石對共產黨人是有好感的。他讀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軍事著作，在武漢珞珈山聽過周恩來的演講，還同葉劍英等人有過交往。”

　　1942年1月，吳石任國民黨軍政部主任參謀兼部長辦公室主任，1946年任國防部史政局局長。1948年春夏之間通過吳仲禧介紹參加“民聯”，投身革命陣線，直接受何遂(新中國成立后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司法部長)領導，單線聯系。1948年，吳石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元旦前后，吳石頻繁地往來于福州、廣州兩地，多次潛往香港與李濟深策劃起義。

　　1948年，中共中央社會部在福州設置工作站，并派遣謝筱迺(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委會副主任)到福州領導福州站情報工作。中共中央社會部秘密電臺設在中共地下黨員蔡訓忠家中，開辟了聯系中共中央、華東局的空中秘密通道。按黨的指示，吳石通過何遂與謝筱接上了關系，單線聯系。吳石向謝筱迺提供了不少重要軍事情報，使得解放大軍南下福建進軍順利。他們的工作成績得到中央和華東局的高度肯定。

　　1949年8月14日，吳石將軍突接臺灣來的急電，電文中，蔣介石命令其即日攜眷赴臺。迫于形勢，吳石只能服從。吳石去臺灣之前與吳仲禧見了最后一面。吳仲禧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告訴我，福建綏靖公署使命已經結束，他已被調任國民黨國防部次長，要到臺灣去任職。我曾請他考慮，到臺灣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轉赴解放區。他堅決表示，自己的決心已經下得太晚了，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現在既然還有機會，個人風險算不了什么。他接著說，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兩個小兒女也要去臺灣。留下大兒子韶成、大女兒蘭成在大陸，雖已作了安排，還請我在必要時給予照顧……”赴臺前，中共華東局給他的代號是“密使一號”。赴臺后，他很快升任“國防部參謀次長”，被授予中將軍銜。由于蔣介石對臺灣的中共地下黨組織進行血腥鎮壓，吳石與地下黨組織的聯系被切斷。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軍攻打金門、舟山群島嚴重受挫，攻占臺灣比原先預計的更加困難了。為盡快取回吳石將軍掌握的重要軍事情報，中共華東局領導決定派長期在上海、香港從事情報工作的女黨員朱楓赴臺與吳石將軍聯系。

　　朱楓原名貽蔭，小名桂鳳，又名朱諶之，1905年出生于鎮海城關朱家花園的一戶殷富人家。1921年考入寧波女子師范，參加過五卅運動。1927年遠嫁鎮海籍沈陽兵工廠大技師陳某續弦，3年后生下陳卓如(后為紀念母親改名朱曉楓)。九一八事變后，全家回鎮海居住，翌年丈夫病故。抗戰爆發后，朱楓加入中共地下組織領導下的新知書店做書刊郵購、會計，與同在書店工作的共產黨員朱曉光結合，并于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調華中局在滬貿易機構負責財務工作，兼管國統區地下工作經費。1948年秋調香港合眾貿易公司任職，從事情報工作。1949年，中共華東局為了與去臺灣的吳石重新建立聯系，考慮到朱楓前夫的女兒陳蓮芳與其丈夫王昌誠兩人都在臺灣，具有一定的社會關系，便于開展活動，因此派她以投奔親屬的名義赴臺開展工作。

　　1949年11月27日，朱楓乘坐輪船在臺灣基隆港靠岸。根據組織上的安排，她在臺灣單獨聯系“兩條線，兩個人”，一人是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老鄭”(即蔡孝乾)，另一人就是吳石。

　　到臺灣的第二天，按照預先的約定，朱楓與“老鄭”在基隆茶食樓接上了頭。她向“老鄭”傳達了華東局領導的指示，“老鄭”也向她報告了臺灣工委為接應人民解放軍登陸組織秘密武裝的情況。同時還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絕密情報交到了朱楓的手中。

　　一個星期后，朱楓與吳石取得了聯系。在書房里，吳石從北墻上的一個秘密小保險箱中取出一只小圓鐵盒，鄭重地放到她的手里說：“朱楓同志，這盒里裝的微縮膠卷，全是絕密軍事情報，有《臺灣戰區戰略防御圖》，有最新繪制的舟山群島，大、小金門《海防前線陣地兵力、火器配置圖》，各防區的《敵我態勢圖》，有臺灣海峽、臺灣海區的海流資料，臺灣島各戰略登陸點的地理資料分析，現有海軍基地并艦只部署、分布情況，空軍機場并機群種類、飛機架數。另外，還有國民黨蔣介石《關于大陸失陷后組織全國性游擊武裝的應變計劃》等。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香港，送至內地。”

　　3天之后，在基隆碼頭，朱楓按約定把已經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報，交到了中共華東局情報部特別交通員——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間的“安福號”海輪上一位大副手中。

　　幾天后，這批情報迅速通過香港傳遞到華東局情報處。其中，幾份重要絕密軍事情報專呈毛主席。當毛主席聽說這些情報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員赴臺從一位國民黨上層人士“密使一號”那里取回時，當即夸獎說：“這位女特派員和那位‘密使一號’都好能干喲。”囑咐有關領導：“一定要給他們記上一功!”還在紅豎格信紙上寫下幾行蒼勁的大字：

　　“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

　　朱楓在臺灣期間，6次與吳石將軍秘密會晤，又陸續送回一些重要軍事情報。就在她按照上級的秘密指示準備返回大陸之際，1950年2月2日，與朱楓聯系的“老鄭”被捕，供出了她。臺灣當局當即封鎖了臺灣所有出島的空中、海上航線。危急關頭，吳石將軍冒險為朱楓簽發《特別通行證》，送她乘機飛往國民黨還占領的舟山。可是，“老鄭”不僅供出朱楓，還供出吳石。蔣介石震怒了，下令逮捕吳石將軍，并在其寓所搜出他親筆簽發給朱楓前往舟山《特別通行證》的有關書面材料。這樣，臺灣當局不但摸清了失蹤多日的朱楓去向，也拿到了吳石“叛逆罪”的重要證據。于是吳石被捕，朱楓被國民黨軍警從舟山抓回臺灣。受該案牽連的人有：吳石的妻子王碧奎，老部下、某長官公署總務處交際科長聶曦上校，前“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將，某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參謀方克華，某處主管補給的參謀江愛訓，吳石的副官王正均等人。在多次勸降未果的情況下，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等人被臺灣特別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1950年6月10日，他們4人被押往臺北馬場町刑場，臨刑前，朱楓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新中國萬歲!”她身中7顆子彈，倒在血泊中，英勇就義，時年45歲。吳石在臨刑前寫下了一首絕筆詩：

　　“天意茫茫未可窺，悠悠世事更難知。平生殫力唯忠善，如此收場亦太悲。五十七年一夢中，聲名志業總成空。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對我翁。”

　　他還遙望大陸，深情地說：“臺灣大陸都是一家人，這是血脈民心。幾十年后，我會回到故里的。”

　　他們的遺體被埋在臺北市北郊一個地名叫“六張犁”的亂葬崗子上。這一案件當時震動了臺灣島。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楓家屬頒發了《革命烈士光榮證書》。1973年，還在“文革”時期，為了表彰吳石將軍為祖國統一大業作出的特殊貢獻，周恩來總理力排眾議，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由國務院追認吳石將軍為革命烈士。1975年12月20日，周恩來總理在病危之際曾說，我黨不會忘記在臺灣的老朋友。其中提到兩位，一位是當時還健在的張學良將軍，另一位就是已經犧牲了的吳石將軍。

　　吳石的夫人后來獲釋出獄，定居于美國。她病逝后，在世紀之交的一個日子里，其子女將父母骨灰遺骸一起奉回大陸，合葬于京郊福田公墓。

　　1983年4月，針對“文革”中有人對朱楓的污蔑之詞，中共中央組織部作出《關于朱楓同志的組織結論》，肯定“朱楓同志在敵人面前表現出一個革命者、共產黨人為革命、為人民忠貞不屈的革命精神”。

　　1990年6月29日，“朱楓烈士犧牲40周年紀念座談會”在北京隆重舉行，她被稱為“臺灣的江姐”。1995年，位于鎮海區鎮海中學旁邊的朱楓烈士故居因該校體育場擴建，被圈入校園中。學校對這所曾走出一代女英雄的二層小樓房十分重視，予以重新維修和整理，辟置為“朱楓烈士紀念樓”。現已成為寧波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2007年下半年，吳石的故鄉福州市有關部門提出了在倉山區螺洲鎮創建“吳石烈士紀念館”的建議，現正在積極籌建之中。(何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