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對爆炸物品的生產、管理、使用有著嚴格的法律規定，但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藥發木偶戲”卻離不開土制的黑火藥。

　　人們終于發現，在文化保護體系已經相當健全的今天，“非遺”保護卻與法律規定發生沖突，沒有一部相關的法律與之匹配——

　　6月14日，浙江泰順縣大洋村鑼鼓喧天，全村人興高彩烈地向獲得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藥發木偶”傳承人稱號的周爾祿表示祝賀。然而，此時的周爾祿拿著手里的證書和獎金卻怎么也高興不起來，因為正是藥發木偶使他惹上了一場刑事案件，因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此時他正處于“取保候審”階段，檢察機關準備對其提起公訴。是什么讓“非遺”文化保護與刑事犯罪綁在了一起，把獲得莫大榮譽的周爾祿推到了一個令人尷尬的境地？這還得從“藥發木偶”的火藥說起。藥發木偶原是宋朝的一項煙火雜技，當時為了使木偶戲更具欣賞價值，有人把煙花與木偶結合，使木偶表演在煙花的帶動下上下飛舞，并逐漸形成了泰順一帶獨具民間文化特色的“藥發木偶戲”。據有關部門考證，泰順藥發木偶迄今已有300多年的歷史，藥發木偶是當地廟會、祭祀以及民間節日等慶典活動中的重點表演項目。

　　周爾祿18歲時就跟隨父親學藝，今年64歲。從藝40多年，他制作的藥發木偶動作豐富，煙花絢麗。本世紀初，在當地有關文化部門的關注下，泰順藥發木偶作為文化遺產被重新挖掘出來。2006年5月20日，泰順藥發木偶戲被國務院批準為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2007年9月，周爾祿被批準確定為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2008年，國家文化部確定周爾祿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泰順藥發木偶戲代表性傳承人。今年6月14日，周爾祿領取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藥發木偶戲”的獎牌和證書。

　　但周爾祿沒有想到，因“藥發木偶戲”的表演，今年5月29日，被縣公安機關拘留了，理由是“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

　　配合申遺傳承文化

　　“藥發木偶”是煙花加木偶戲，因此這項“非遺”有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就是在演出前，要利用特別工藝制造出用于制作煙花的黑火藥。為了保證效果，周爾祿制作煙花的黑火藥一直是自己配。

　　周爾祿說，早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他就停止了制作黑火藥的工作。原因就是當地公安機關曾提醒他，制作黑火藥可能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但到2003年，泰順縣有關部門為保護“藥發木偶”文化，配合“申遺”，特地與周爾祿打招呼，讓其繼續表演藥發木偶戲。周爾祿說，從2005年至今，他一共制作了20多套藥發木偶，都用于當地重要的場合燃放。從2006年到2008年，在相關部門的推動下，他的“藥發木偶”也從泰順走向溫州，表演一直深受群眾的喜歡。

　　然而就在今年5月7日，泰順縣一派出所查扣了周爾祿自制的黑火藥共計30.55公斤。5月29日，因“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他被泰順縣公安局刑事拘留。6月4日取保候審。

　　提出申請合法制藥

　　周爾祿說，他知道自制黑火藥是非法的，但作為“非遺”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他又怕這個文化斷在自己的手里。“我也曾努力讓用于表演的黑火藥的制作合法化，也曾跟相關部門提出過請求，但至今沒有得到結果。”

　　得知周爾祿被刑拘后，泰順縣委政法委立即召開了公檢法協調會。此次會議紀要認為，周爾祿非法制造爆炸物，是為了搶救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需要，主觀無犯罪故意，且沒有造成社會危害……

　　6月20日，檢察機關對其提起公訴。

　　7月8日，泰順縣法院開庭審理了周爾祿非法制造爆炸物案。

　　免予刑罰并非無過

　　在法庭上，公訴機關認為，周爾祿自制火藥用于傳承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不同于一般的私制火藥，主觀故意小，且沒有造成社會危害，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對執行〈關于審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有關問題的通知》，行為人確因生產、生活所需，而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經教育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依法免除或者從輕處罰。公訴人表示：“鑒于本案情況特殊，建議法庭能依法免除或者從輕處罰周爾祿。”7月19日，泰順縣法院作出了一審判決，判處周爾祿免予刑事處罰。

　　庭審結束后，溫州市公安局相關負責人說，我國對爆炸物品的生產、銷售、購買、運輸等有嚴格的管理，并實行許可證制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條例》的規定，任何單位、個人未經許可不得生產、銷售、購買、運輸民用爆炸物品。同時告知，目前在溫州還沒有批準個人申請生產黑火藥的先例。

　　于法不容于情在理

　　針對一審庭審結果，浙江律師陳一來表示，周爾祿未經相關部門審批制造黑火藥，確實觸碰了法律的“高壓線”。公安機關對其采取管制措施，檢察機關對其審查并提起公訴，程序上沒有問題。不過，他認為當事人的動機是出于保護“非遺”，于法不容，于情卻在理。律師黃獻國也認為，從周爾祿事件看，公安機關依法對生產黑火藥采取管制措施以及立案查處當事人都是正確的，檢察院的量刑建議以及法院的判決也不無不當，既從案件的實際出發，又維護了法律的嚴肅性。但律師認為，這個事件暴露出政府文化保護“非遺”與法律保護“非遺”存在不同步的問題。

　　但也有律師對該案的審理提出不同意見。國富律師事務所律師周玉文認為，我國《刑法》第125條規定：“非法制造、買賣、運輸、郵寄、儲存槍支、彈藥、爆炸物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條犯罪與故意殺人罪、搶劫罪、強奸罪一樣都是最高刑為死刑，是我國刑法中的重罪。他說，法院認定周爾祿的行為構成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對其免于刑事處罰，這是在構成犯罪的基礎上所能給予的最輕處罰，這說明司法機關認為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很小、客觀危害很輕，沒有必要給予刑事處罰。泰順縣政法委專門為周爾祿召開的公檢法協調會上的結論也是：“周爾祿制造爆炸物，是搶救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需要，主觀無犯罪故意，且沒有造成社會危害……”周律師認為，既然“主觀無犯罪故意，且沒有造成社會危害”就不應該構成犯罪，不構成犯罪也就不應該作出“免予刑事處罰”的判決。“周爾祿制造黑火藥是為傳承珍貴的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怎么能和犯罪扯在一起？”

　　周律師認為，認定一個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不能僅僅根據《刑法》的某一條或者某一款而定，而是要根據《刑法》總則和分則中相關的規定綜合分析，要從行為人行為的刑事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兩方面進行分析和考量。

　　“非遺”保護面臨窘境

　　藥發木偶事件不僅在法律界引發爭議，在社會上也掀起不小波瀾。溫州市文化局一位工作人員說：“‘藥發木偶戲’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周爾祿制作黑火藥也只是傳承活動的一個步驟，這與私制火藥應有本質的區別。”他認為，周爾祿制作黑火藥應該屬于規范管理范圍，而不應該屬于法律打擊對象。

　　溫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辦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員也認為，藥發木偶表演，需要特定的黑火藥，藥發木偶作為“非遺”，其賴以生存的空間已越來越小，這次事件使藥發木偶能否作為文化遺產繼續得到傳承都難了。而歷經此次事件，作為藥發木偶惟一代表性傳承人的周爾祿對媒體直白表示，他再也不敢制作“藥發木偶”所需的黑火藥了。不僅如此，他本來想把“藥發木偶”這一絕技傳授給兒子，使之得以延續，但現在他也不想傳了，擔心兒子遭受同樣的法律處罰。記者日前從泰順縣文化部門工作人員處得知，一審判決下達后，周爾祿沒有上訴。但他認為，這個事件的發生，對“非遺”保護工作的影響是深遠的。記者從有關方面了解到，近年來，我國雖已基本形成了一個文化保護體系，但就保護“非遺”方面到目前還沒有出臺一部法律法規，正是因為保護性法規的缺失，才直接導致對“非遺”的保護處于無序、無規、無責的狀態。這正如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程辦公室負責人所說，藥發木偶事件不能簡單看成非遺保護當中存在的特例，更是非遺保護必須面對的新問題，相關部門如何在法律允許框架內，讓非遺項目獲得更好的發展空間，才是接下去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藥發木偶”事件尷尬了誰

　　田杰

　　由藥發木偶引發的這一事件，為文化遺產保護出了道難題。藥發木偶觸及的是一個敏感的領域，保護文化遺產必須遵守法律規定。理論上說，兩者本可協調，只要表演者依法向公安機關等部門辦理相關手續，公安機關和相關部門對其依法管理，就不會出現這起法律與“非遺”保護的碰撞。但現實不那么簡單。

　　在現實生活中，類似令人尷尬的事其實時有出現。一年前，某大學教師因為在商場買了一把刀具也曾受到警方的拘傳。

　　刀具管理和爆炸物管理一樣嚴格。筆者事后了解，其所帶刀具確實不符合規定，比如刀長不得超過15厘米，比如刀尖角不得低于60度，但現實中這類刀具在市場并不少見，作為普通消費者又怎么能對違規商品承擔責任？那位教師放在車里的是一把可以剔骨的菜刀，幾天前買的，忘在了車里。法律是在社會生活中不斷加以完善的。“藥發木偶”面臨的處境，對現行相關法律的執行是個考驗。藥發木偶的傳承人說不想把這門技藝傳給自己的兒子了，如果真是這樣，不僅是“非遺”的損失，也是法律和法律人的尷尬。(李曉晨 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