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恤刑的方式和手段也是很多的。比如有"赦免"、"頌系"、"離監奔喪"、"放歸"、"存留養親"等等。其中，最為重要也是最常用的就是"赦免"。所謂"赦免"，就是依法減輕或免除對罪犯的刑罰。《尚書·呂刑》中就提出："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意思是：對于那些應當判刑或者應當予以處罰的人，如果案情存在疑點、不能準確定案的，應慎重處理，可以予以赦免。我國歷史上赦免的形式也很多，有"大赦"、"曲赦"、"即位赦"、"郊祭赦"、"災異赦"、"祥瑞赦"等等。

　　當然，我國歷史上封建統治者實施的赦免，總的來說是為了政治上的需要，或為緩和階級矛盾；或為籠絡人心，粉飾太平，顯示"皇恩浩蕩"等等。但古代實行的這些強調教化、注重恤刑的罪犯改造方式，作為統治階級調節社會關系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緩和社會矛盾、維護國家安全和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重要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對于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毫不姑息地依法進行嚴懲。同時，對于犯人的改造，本著"犯人是人"的原則，堅持革命人道主義，吸取傳統的注重教育、"明德慎刑"的治獄思想，加強對犯人的教育改造。除了設立"死緩"這一新的刑名外，還根據實際情況，多次對罪犯實行特赦。據統計，自1959年實行第一次特赦至1975年，我國政府共實施了七次特赦。

　　新中國實施的特赦對象，除第一次包括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外，其余歷次特赦的對象都是戰爭罪犯。從特赦的范圍來看，新中國所實施的特赦都是以某一種或某幾種罪犯為對象，而且是在全國范圍內實施，既不針對個別犯人，也不局限于某一地區，這就在廣泛的范圍內產生了影響。被赦免對象都是經過一定時期的改造，確實已改惡從善或有改惡從善表現的。毛澤東在1959年9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給全國人大常委會所寫的書面建議中，對于實行特赦的目的及其作用，作了很好的說明。他說："對于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實行特赦是適宜的。采取這個措施，將更有利于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對于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繼續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這將使他們感到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只要改惡從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來源：黨的文獻 作者樊憲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責任編輯：戚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