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下午，我正赴約去接待幾位年輕的記者，介紹宗福先的話劇《于無聲處》30年前在京演出的盛況，忽然接到《金陵晚報》記者的電話，說謝晉導演于今天早晨遽然逝世，享年85歲。他要我在電話中談談我的感受。我那時被這突如其來的噩耗震擊的麻木、愕然，又在出租車里，一時說不出什么。當天夜里，輾轉反側，多年的往事一件件浮上心頭，感慨良多，一直到黎明才朦朧睡去。

　　1991年冬，以謝晉為團長的“大陸影人訪臺團”一行十人，飛赴寶島臺灣。那時臺灣剛剛“解禁”不久，我們又是第一個登陸寶島的大陸影人代表團，所以在電影同仁的歡洽背后，必也游蕩著政治的陰影。單是臺北街頭那依舊存在的反共標語，和印在信紙信封上的“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就讓我們感到進入了“敵占區”。謝晉以藝術家的才智和風度，和臺灣的李行導演真誠合作，化解了許多尷尬。代表團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兩岸的電影同仁也建立起濃于水的親情。李行導演和謝晉導演也成為莫逆之交，他們的友誼就是兩岸電影人的橋梁。記得我們都想拜見“少帥”張學良將軍，但那時的張將軍雖然已相對自由，但依舊在被看管之中，見他頗為不易。費了許多周折，我們終于見到了這位傳奇人物。大約我們這幾個已經不算年輕的電影人的真誠，或說孩子氣，頗合這位歷經風雨如今已淡然出世的“少帥”的心，特別是謝晉的童心，讓他高興。他和我們談了整整兩個小時，讓他的“衛士”頗為吃驚。他和夫人趙一荻同我們往事今事國事家事天上人間，說個沒完，又送給我們每人一本他們簽名的著作(關于《圣經》的體會)，還和每人合影留念。那天，謝晉剛喝了酒，紅潤的臉上毫不隱諱地流露出對少帥的崇拜和驚訝。我猜他是用導演的眼睛在看將軍，他一定驚奇那位在歷史上叱咤風云的人物怎么會是個笑嘻嘻的小老頭，一定在琢磨在電影中怎樣塑造他才合乎真實。所以他一直拉著學良先生的手，拍著學良先生的膝蓋，哼著當年抗戰時期的歌曲。那出之自然、忘我的藝術家氣質讓我感觸極深。那印象于今還是那樣鮮明。

　　那時正有一股風在否定謝晉的風格，說他的作品“煽情”。而在他們看來電影應當保持純粹的“客觀”和“冷靜”。電影人只應做個觀察者而把判斷交給審美者。這種批判之風曾經來勢洶洶，一時讓他陷入苦惱。他曾問我如何看待他的作品，和別人的說法。我對他說了我的意見。他說，一個藝術家怎么可能是純客觀的？怎么可能不宣泄自己的愛憎？為什么不能“煽情”？哪部經典影片不煽情？他的愛憎、他的執著，都讓我感動，成為我學習的榜樣。

　　后來，我們熟識了，他對電影劇本的重視使我信任他，感謝他。他在一切電影會議上都呼吁對電影劇本的重視。如今文學已漸漸出離電影，電影正偏向高科技雜耍，沒有了一位如此重視文學性的大導演謝晉，真是電影事業的大損失。

　　記得在桂林首屆中國電影金雞百花電影節上，他為開幕式的演出高興地拍著大腿說：“這才是電影人搞的晚會。”他的意思很明顯，讓我記憶猶新。但是，事物與時務，常常不是藝術家主觀的意愿可以決定的。

　　謝晉就這樣匆匆地走了，似乎沒來得及留下什么遺囑，也沒有發表什么宏論，來震蕩他身后的歲月。如何評價他在中國電影史上的地位，是電影史學家的任務，這或許是在悲痛演化為冷靜的思考以后。但，中國電影史不可能遺忘謝晉，如同不可能遺忘他的“煽情”作品。倘或否定他的成績，就等于讓中國電影史有一大段空白，或者讓淺薄幼稚的空論替代堅實的藝術。謝晉的作品是這個泛濫于銀幕、熒屏、舞臺的浮麗風氣的反駁，是一個個坐標，將矗立在地面上，或許，讓我們仰望很久很久，變成永遠不會遺忘的記憶。謝晉，愿你在天堂影院繼續放映你那些地上的影片。 （蘇叔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