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集內片”的拍攝，處于極端秘密之中，關于其中內幕，我只在1992年第二期的《炎黃春秋》雜志上，見到齊英才的一篇回憶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攝傳統戲始末》。齊英才原是著名京劇演員，當時擔任上海內片組總負責人。

　　他回憶道：

　　1975年深秋，天氣特別地陰冷。一天上午，當時上海市文化局負責人孟波同志突然來到我家，很神秘地對我說:“老齊，咱們倆有些事要馬上去北京。”他這沒來由的話，把我弄得如墜云霧，不著邊際。那時，我剛被宣布解放，雖然說是讓我和陸漢文、胡冠時等同志負責上海京劇團(即現在的上海京劇院)黨委工作，但我是心有余悸，處處小心，大事小事都請示，生怕再被靠邊批斗。出于謹慎，我問:“是什么事情?”孟波不露聲色地說:“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問底:“你不說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瞎，你這個人真死心眼，告訴你，是搞傳統戲的事。”一聽說是搞傳統戲，我這腦袋轟的一下就像炸開了。這八九年來，為了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傳統戲，我吃的苦頭還少嗎?現在是什么時候，八個樣板戲唯恐大樹特樹還不夠，搞傳統戲，豈不是黑線回潮，復辟倒退嗎?這可是拿政治生命開玩笑呀!我急忙搖頭說:“這個事情我不能去，打死我也不去。”孟波見我如此頂真，便朝我面前湊了湊，輕聲說:“你放心，這是中央最高領導要看，不會有問題。”他特別強調“最高領導”，使我感到有了幾分安全感，于是便點了點頭。孟波見我同意，便交代了第二天去北京的事宜，留下機票后告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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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上飛機，孟波和我相鄰，待飛機升空，他瞧瞧前后左右，對著我的耳朵悄悄地說:“是毛主席要看，因為你熟悉京劇，所以非你莫屬。”我這才恍然大悟。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也只有他老人家能作出這樣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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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指示要搞傳統劇目的錄音、錄相、拍電影。這個決定使江青等感到為難，頂著不辦，主席那里交代不過去；辦，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否定了這十幾年來的所作所為。所以江青幾次找于會泳等商量對策，結果是打出“給中央負責同志作調查研究”、“給今后文藝革命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留下寶貴資料”的旗號，來掩蓋他們的空虛，并且盡可能縮小范圍、對象、嚴加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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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文化部于會泳“對外要嚴加保密”的指示，上海拍攝地點選在泰興路文藝俱樂部(也叫麗都花園，即現在的上海市政協)。這是一座花園式的別墅庭院，門口有大鐵門，院子里很寬敞，有游泳池、辦公樓、會議廳、放映廳等，大門一關，即與外界隔絕，確是一個理想的拍攝點。按照拍攝計劃，各路人員很快進入拍攝點，成立由我擔任組長、上海電影制片廠副廠長齊聞韶為副組長的領導小組。參加拍攝的人員都按照樣板團的伙食標準，免費供應中、晚兩餐，菜肴不錯，這在“三十六元萬歲”的年代，還是頗為實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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