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大作家蔣子龍和網絡較上勁兒。先是被納入“30省作協主席網絡PK”，緊接著又退出大賽。為這事兒，蔣子龍曾有些惱火：“文學怎么打擂？”但是現在，他愿意心平氣和地談談網絡文學，談談他的新作《農民帝國》。因為這本書是他多年心愿的一次了結。

　　說實話，50萬字的《農民帝國》擺在面前時，我有些發怵。

　　但因為要采訪而不得不讀時，卻發現這厚重對于閱讀完全不是障礙。

　　有些人，朝夕相處也許仍覺陌生，而有些人，不曾謀面就能生出許多親近。蔣子龍帶給我的親切感，先是通過他諸多作品的魅力，然后就是這次訪問。這位曾擔任過車間主任、廠長的作家，被大家最為熟知的是工業題材，《喬廠長上任記》、《一個廠長秘書的日記》、《人氣》、《空洞》等等——當然他不太認同這一說法，只有中國作家的寫作才被這么分類。但是約定俗成，當他的新書《農民帝國》出來后，還是被冠以“題材上的突破”，被認為是首次將筆觸伸向農民。

　　其實這不算他第一次寫農村題材。此前有《燕趙悲歌》曾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

　　讀書報：您對網絡文學怎么看？前段30個作協主席參加網絡文學大賽，您為何退出？

　　蔣子龍：這個事已經了結，我就不多談了。現在網絡誰也不敢小瞧了，我們都在網上，天天不上網，兩眼一抹黑。但是網絡最早的生氣和銳氣沒了，現在有點太急功近利，急于制造轟動效應。網絡文學將來要想發展，必須提高文學的品質，而不是靠網絡，網絡只是工具。陳村說過一句話，網絡文學最早那批人，都是趕緊找出版社正式出書，印到紙上他才認為是正宗的。網絡文學的干將、主流都靠紙媒。所以要等待一個契機，等待一個高人對網絡文學輸送血液，或者讓網絡文學通過文學本身強大起來。現在是網絡成氣候了，文學的發展很難說強大到什么地步，它跟網絡的發展不成比例。

　　讀書報：您對網絡文學未來的發展怎么看？

　　蔣子龍：現在網絡有點自我膨脹，包括比爾·蓋茨，幾年前他就說紙媒三年內消失，紙書十年內消失，現在三年過去了，《人民日報》仍然很強大。《農民帝國》將來也許會沒了，蔣子龍也沒了，但《資本論》不會消失。我讀過比爾·蓋茨的兩本書，都很精彩，但是如果覺得網絡包打天下，就有些過了。網絡不管怎么發展，文學都會存在下去，強大下去。

　　讀書報：在您創作過的作品中，大家最熟悉的還是工業題材——雖然您不太認同這個題材的說法，但在讀者看來，《農民帝國》應該是在題材上的一大跨越。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決定要寫這樣一本書？

　　蔣子龍：我是滄州人，童年是在農村過的。人的情感是很奇妙的。我1955年考到天津讀中學，后來當兵，大部分是在大城市，有一段時間在海上——我是海軍。實話實說，在城市生活了半個多世紀，我一直覺得自己骨子里是個農民。我到現在做夢，做城市的夢很少，做了也記不住。如果出現很好的夢境，一定是我的老家，可也不是我原來的老家，這個老家非常甜美。我對農村的情感很深，我認為，是農村在我的童年養育了我的性情，甚至決定了我的一生。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早晚會寫一部關于農民的小說。而眼下要反映中國現實，我以為沒有比選擇農民更合適的了。

　　讀書報：您說自己走過很多村子，廣東的、河南的、山東的，還有天津周邊的農村都去過，您是以怎樣的身份去的？是調查呢，還是隱姓埋名和農民一起生活？

　　蔣子龍：不是調查，如果是調查，沒有人敢說真話。現在很多老百姓很會說套話。我到農村去，都是走單幫式的，最長的是幾個月。村里人都不知道我是誰，就知道來了個老頭，像個瘋子，或者來個親戚，他要在這兒生活一段時間。我從來沒拿過作協的介紹信，那樣不行，那樣聽不到一句真實的話。別說作家，就是檢察官辦案，取證都很困難。我下農村之后，很快就變成一個農村人，就跟童年勾起來了。生活在城市里，我的語言結構、氛圍、形態都還是城市的。可我一回到村子，幾天之后，我說話的腔調，和農村打交道的腔調，一切都隨意了。

　　讀書報：和農村有著這么深厚的感情，您又一直關注現實，為什么還寫了這么久呢？

　　蔣子龍：有時是寫不下去，大部分時間是扔著，真正寫是去年和今年。我想，寫長篇是要有緣分的。我覺得這部書跟我有緣。構思還可以，但是一到動的時候很困難。

　　讀書報：什么原因？

　　蔣小龍：境界達不到。我投入創作一段時間，最長的時候寫兩個月，突然卡住了，就跟跳高運動員一樣，他覺得能跳過去2.5米，到跳的時候怎么也跳不過2米。我覺得不行，不應該糟蹋這個材料，自己不配寫這個東西，就放棄了。然后又想起來，覺得自己身體狀態不錯，肯定能跳過去，就開始寫，有的時候，最短寫半個月就寫不下去了。為了寫這本書，我看了很多哲學的書，包括西方的哲學，各種流派。我是想拿到一個工具，能看透生活。

　　今年過春節，我跟老家的哥哥團聚完，突然意識到不必參透農民，不必參透農村，也不必參透這30年的得失，我寫的是小說，寫人物，寫故事。后來我突然悟到，我又不是做學問，又不是研究哲學的，何必看透生活？有了這個想法之后寫得就特別順。

　　讀書報：中國當代文學中，不乏農村題材的經典之作。和這些作家相比，您認為自己的寫作有沒有壓力？或者有什么優勢？

　　蔣子龍：我對農村的感覺，農村給我的啟示，跟以前那些寫農村題材的作家完全不一樣。而且當今的文學有一個普遍的弱點，思想蒼白，貧弱，大部分靠聰明、靠好的點子，幾個月一部長篇，不像我寫《農民帝國》，舍不掉，又寫不好，老吊著。我的優勢是由于關注現實，關注農民，關注跟農民有關的文件，包括這30年來許多國內外的理論觀點，像新加坡學者的《地緣政治》，就給了我很大的觸動。

　　我還反復讀歷史，我想搞清帝國的含義，中國歷史上幾次農民鬧事，我都重新看，想找出郭存先性格設計的依據性。我還了讀《怎么治理鹽堿地》、《中國人還會餓肚子嗎》，都是科學院的專家寫的調查報告，讀這些書是讓自己的小說尋找不重復。因此，我能有點自信的，是有一點思想，關注現實，我對語言的駕馭能力還是有點兒信心的。就這樣寫起來了。

　　這部書實際上耗去了11年，還是思想阻擋了我。一個作家很奇怪，寫了大半生小說，仍然會“鬼打墻”，仍然會耽誤自己。我得益于在思想上比較執拗，吃虧也吃虧在太注重思想。

　　讀書報：這部小說是以主人公郭存先的成長經歷、人性蛻變及至最后毀滅為主線，那么，在創作中，您是基于什么考慮來設定郭存先這個人物的？為此做了哪些準備？

　　蔣子龍：毛澤東說，中國什么問題最大？農民問題最大。不懂農民就不懂中國。農民的問題貫穿中國數千年歷史發展的全部過程。近30年來，像郭存先這樣的人，農村有，城市也有，盡管穿著各式各樣的衣服，有著各種各樣的身份。他們的故事和人生軌跡，凝聚了我對這段歷史時期的思考和認識。我寫郭存先這個人物，私訪過幾十個村子，看了許多農民企業家的資料，研究他們的性格類型，我研究過三屆全國優秀農民企業家的發家史。《農民帝國》的完成，不管影響如何，好壞如何，但對我來說，大半的心愿已了，對農村的情懷、情結也有了個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