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一成立，首任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胡愈之就決定要創辦一份大型綜合性文摘刊物。他的心中早就有過一個大樣，也因此種下了一份特別的心結，那就是他1937年1月15日在上海創辦的《月報》雜志，可恨日本侵略者破滅了他心中的目標，《月報》只出了半年就只好停刊。于是胡愈之在“月報”前面加上“新華”兩字以示新的中國，

　　專請毛主席題名題詞，搭起了包括胡繩、王子野、楊培新、傅彬然、曹伯韓、樓適夷、艾青、臧克家、王淑明、石少華等的一流編委班子，《新華月報》誕生了，新雜志以“記錄新中國人民的歷史”為己任，并成為貫穿近60年的辦刊主旨。

　　《月報》到底是怎樣子的？有人在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上回憶稱，北平淪陷時不敢把開明書店的《月報》擺出來，因為是進步刊物，“買這類書，也要注意盯梢哩！”著名出版人范用也有一份情結：“還在上小學的時候，1937年，我在學校圖書館借到一本雜志，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月報》，厚厚的一大本，將近五百頁。這本雜志擴大了我的眼界。雜志里有政治欄、經濟欄、社會欄、學術欄、文藝欄，讀書俱樂部，‘最后之頁’是‘讀報札記’，摘編一些有趣的文字。《月報》里我最感興趣的是‘漫畫的一月’，每期六面，選有十幾幅中外漫畫。”

　　“撿漏”得《月報》

　　《月報》因為抗戰爆發而停刊，一共只出了7期，70多年過去，已經難得一見，唯其如此也成了淘書人的夢寐追求。想不到筆者得到一冊《月報》，竟如夢幻般奇妙而快樂。這回是在北方市場，筆者注意到碼放了1米多高的舊雜志堆面上放著一冊《學習》精裝合訂本，攤主說是“創刊號”。翻閱過后，問問價錢？卻答說：不單賣，要買一起買；要價不菲。問若單買創刊號呢？單買創刊號比一起拿下，少不了幾個子兒——這是賣家慣用的伎倆，好貨搭次貨一堆撮。無奈，若想要創刊號，只好連同不想要的“垃圾”一起撮回來，好在也是一二百冊《學習》呀。回家慢慢清點這些《學習》，不是這年少那期，就是那年缺這期，一會兒撿出本文革《紅旗》，一會兒冒出冊《新聞業務》，顯然是濫竽充數塞在里面的……

　　正在懊恨之時，最后翻出一本沒有封皮的厚厚舊雜志，像是殘破的《東方雜志》，仔細讀過卻就是《月報》第一卷第七期！給我來了個意外驚喜。雖然缺少封面，但是從目錄到封底內容都全，版權頁印著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初版發行，社長夏丏尊，編輯者胡愈之(大字在上)，孫懷仁、胡仲持、邵宗漢、葉圣陶(小字排下)，發行印刷為開明書店。細讀一過，好一份與《文摘蘆溝橋抗戰特輯》一樣偉大的“抗戰專刊”，還是個“終刊號”，竟然蓋著“中共中央高級校圖書館”的登錄印章。

　　《月報華北事變臨時增刊》

　　“七·七事變”后第8天，第七期《月報》出版，因為前面的版面已經排好，編者只好把緊急出版的《月報華北事變臨時增刊》順排在了最后，增刊封面是4幅照片：中日雙方的主將宋哲元與香月清司，蘆溝橋，宛平縣城。首篇以“北方烽火震驚了中國和世界”為題，“寧為玉碎絕不瓦全”、“人人抵抗處處抵抗”、“為反抗侵略而自衛”等慷慨激昂的文字充斥眼簾，增刊編發了《申報》、《大公報》、《立報》、《中華日報》、《時事新報》、《實報》、《珠江日報》等中外各報的報道與社論。一幅幅“團長吉星文”、“二十九軍大刀隊”、“被日軍炮壞之宛平縣警署內部”、“被日軍炮壞之宛平縣政府”、“受傷的營長金振中”、“小學生抗敵將士募捐”之照片赫然入目……一篇時評長文是《大公報》王蕓生的“北方的烽火”，可以看出“蘆溝橋事變”后，國人對于日本發動“事變”的性質與事態的發展，遠沒有后來認識得那樣清楚，不少人還善良地以為只是一場較大的“沖突”，軟弱地寄希望較快地恢復和平。豈不知后來正如王蕓生分析的那樣：“現在的情形很與‘九·一八’的前夕相像，日本會不會選擇這個時機再來一個‘九·一八’呢？我以為很有這種可能。”也正如周鋼鳴所作的同名“華北的烽火”鳳陽歌詞一樣：“……說抵抗道抵抗，再不抵抗就滅亡……快把鬼子趕出去，收復失地保家鄉！”

　　《月報》之“二萬五千里西行記”

　　第七期《月報》凡1614頁，廣羅中外報刊、學者、名流文章，大欄目有“政治欄”、“經濟欄”、“社會欄”、“學術欄”、“文藝欄”；小欄目有中外寫真、科學寫真、文藝畫刊、世界的一月、中國的一月、社會情報、學術情報等等，可謂包羅萬象。范用喜歡看的“漫畫的一月”就在“政治欄”下。可以看到蔣中正、傅作義、胡適、梁實秋、鄭振鐸、陳公博、茅盾、巴金、沈從文等一個個嵌刻在中國歷史上的鼎鼎大名，比如何香凝的“婦女與國民大會”、陳伯達的“再論新啟蒙運動”……而在“文藝欄”里，巴金與朱光潛打筆仗正打得火熱……

　　然而，最令筆者注意的，恐怕是“幽谷”的一篇“二萬五千里西行記”。記得在“紀念長征勝利70周年”的前后，關于《紅軍長征記》的研究是一個重點，基本搞清楚了偉大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最早在國內的流傳，是1937年7月《逸經》雜志第33、34期發表的署名“幽谷”的“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幽谷”是“王牧師”即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的化名，是他依據《紅軍長征記》改編成了第三人稱敘述的“二萬五千里西引記”——不過，據筆者所見，還沒有人發現《月報》與《逸經》同時發表了同一個“幽谷”的“二萬五千里西行記”，題目只差一個字，內容則刪簡不同，特為摘錄富有時代趣味性的兩段與諸君共賞：

　　之一：“……紅軍方面已采取不再死守江西的辦法和實行游擊戰爭的策略……他們在茅臺時……找到了一家永遠不會忘記的釀酒作坊‘義成老燒房’……里面擺著百余口大缸……缸內都裝滿了異香撲鼻的真正茅臺美酒。開始發現這酒坊的士兵以為‘滄浪之水可以濯我足’，及酒池生浪，異香四溢，方知為酒。可惜數缸美酒，已成為腳湯。”

　　之二：“……紅軍派了一位代表劉某用三跪九叩的禮節朝見了猓猓國女皇帝。送了猓猓國二百支步槍一千元銀幣，與他們訂定了過境的協定……這是猓猓國外交的勝利，亦是紅軍政治工作的成功。后來有三個猓猓加入紅軍當兵。”

　　都是“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知名故事，不過像“紅軍政治工作”這樣的正面語句、“猓猓”這樣的舊時稱呼，會讓今天的獵奇讀者更看得津津有味。閱讀《月報》，感慨與孫寒冰主編的《文摘》真是好有一比。兩者同年同月創刊，卻可惜《月報》短命夭折，而《文摘》堅持到了抗戰復員，直到1948年11月才停刊。難怪胡愈之有一份《月報》情結，擱誰一旦有了條件，也非再創辦一份“月報”不可。

　　(何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