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嚴酷的國內困境和嚴峻的外部壓力迫使中國義無反顧地走上改革開放之路——這是一種被迫的選擇，然而卻是惟一正確的選擇。

　　鄧小平打出的沉重“問號”

　　30年前，也就是“文革”結束時，中國千瘡百孔，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嚴峻的現實使鄧小平對“文革”這樣的社會主義、對社會主義的這種“優越性”打出了沉重的問號。

　　1977年12月26日，在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和夫人喬伊斯時，他尖銳地提出：“怎樣才能體現列寧講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什么叫優越性？不勞動、不讀書叫優越性嗎？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優越性嗎？如果這叫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不要。”

　　1978年3月10日，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時，他又說：“什么叫社會主義？它比資本主義好在哪里？每個人平均六百幾十斤糧食，好多人飯都不夠吃，28年只搞了2300萬噸鋼，能叫社會主義優越性嗎？”

　　1978年9月，在東北三省視察期間，他說：“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20多年還這么窮，那要社會主義干什么？”這一連串的“問號”，實際上也是發出了重新探索“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強有力的信號。

　　巨大的差距與震撼

　　“文革”結束后，由于國內局勢的深刻變動，人們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這樣，從1978年起，全國掀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出國考察熱潮。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為團長的赴西歐五國(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西德)考察團最引人注目。

　　訪問期間，歐洲經濟的自動化、現代化、高效率，給考察團成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看到：西德一個年產5000萬噸褐煤的露天煤礦只用2000工人，而中國生產相同數量的煤需要16萬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爾尼公司一個低水頭水力發電站，裝機容量2.5萬千瓦，職工只有12人。我國江西省江口水電站，當時裝機2.6萬千瓦，職工卻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國馬賽索爾梅爾鋼廠年產350萬噸鋼只需7000工人，而中國武鋼年產鋼230萬噸，卻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法國戴高樂機場，一分鐘起落一架飛機，一小時60架；而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半小時起落一架，一小時起落兩架，還搞得手忙腳亂。

　　代表團成員之一、時任廣東省副省長的王全國20年后提及這次出訪，仍激動不已，他說：“那一個多月的考察，讓我們大開眼界，思想豁然開朗，所見所聞震撼每一個人的心，可以說我們很受刺激！閉關自守，總以為自己是世界強國，動不動就支援第三世界，總認為資本主義腐朽沒落，可走出國門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國屬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訪問日本的人回來介紹：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國平均每兩戶有一輛汽車，95%以上的人家有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耐用消費品，服裝式樣多，農民都穿毛料子。日本東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達50萬種，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貨大樓僅有2.2萬種，相比之下，我們“實在覺得很寒磣”。大家無不痛心疾首于這樣的現實：中國太落后了，這些年耽誤的時間太長了!我們黨再不調整政策，改革開放，真是愧對人民、愧對國家、愧對時代了！

　　務虛會確定改革開放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國務院召開務虛會。會議開了兩個月零3天，提出的新辦法、新路子，集中起來，就是一條：改革開放。會議期間，袁寶華、張勁夫、胡喬木等36位同志發言；李一氓、谷牧分別介紹了考察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西歐五國的情況。會議結束時，李先念作總結講話，提出：“為了大大加快我們掌握世界先進技術的速度,必須積極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設備。這比關起門來,樣樣自己從頭摸索的爬行主義,要快不知多少倍。”

　　在這期間，鄧小平也在不同場合多次講到改革開放問題。1978年6月、10月，在會見羅馬尼亞和西德客人時，鄧小平指出：“中國在歷史上對世界有過貢獻，但是長期停滯，發展很慢。現在是我們向世界各國學習的時候了。”在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上的致詞中，鄧小平提出：為了提高經濟發展速度，“各個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這時候，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思想，也由鄧小平首先提出來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及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最終確定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

　　(來源：老年生活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