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在浙江烏鎮頒發。雖然烏鎮地處江南，可是用南方方言和文字表現南方生活，這樣的作品在“茅盾獎”的獲獎作品中卻并不多見。本報10月31日曾刊發《茅盾文學獎緣何“冷落”南方》，指出地域特色的“腔調”其實比方言形式更重要。報道見報后，為什么南方方言作品在文學創作中處于“弱勢”，南方方言寫作究竟應該如何開拓，成為不少讀者的疑問。在茅盾文學獎已經頒獎、網絡成為更多人閱讀首選通道的今天，方言寫作依舊是繞不開的話題。

　　南方方言——語言好聽入文難

　　“北方方言比如四川話，口語和文字可以一一對應地表達，東北話和普通話就更加接近了。南方方言卻有很多不能找到理想的對應文字。”上海作協副主席趙長天這樣向記者介紹，由于語言本身的關系，南方很多地區的作家創作受到限制。

　　理論界有種說法將漢語分為7大方言，其中，“北方方言”占據了漢語區的七成地域，吳、湘、贛、客、粵、閩則屬“南方方言”。而以區域細分命名，說明南方方言本身差異極大，而且構成復雜。北方方言的一個“他”，在吳語、閩語里叫“伊”，在贛語、粵語、客家話中叫“渠”的，還有“伲”、“其”等多種叫法。而杭州和南京雖地處江南，卻因為歷史上北方話的南進，在語匯和語音上成為“混血”。杭州話中有“小丫兒搞搞兒，搞了不好鬧架兒”，大量“兒化音”源自宋代北方官話，體現了北方方言的特質。

　　南方方言如此豐富的表達，雖然給當地人的生活平添幾分情趣，卻也成為文字表達的瓶頸。

　　“有時差一點就不夠生動。很多上海話無法用文字表達，哪怕‘搗糨糊’這樣可以寫進小說里的方言，很多時候也不能為更多人理解。”趙長天說，能把握好南方方言韻味的優秀作家并不多。在茅盾文學獎前后31部獲獎作品中，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具有南方腔調、南方吐字風格的作品要屬《長恨歌》。小說里一句“上海弄堂里的閨閣，是八面來風的閨閣，愁也是喧喧囂囂的愁。后弄里的雨，寫在窗上是個水淋淋的‘愁’字”，演化出王安憶開篇兩章的弄堂和閨閣描寫，潮濕的文字之間透出南方發音特有的婉約。而杭州作家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一、二)》，雖然與《長恨歌》同為第五屆茅盾獎獲獎作品，卻往往被評論界歸為類似北方寫作的“宅門風格”。不僅內容選擇了宏大的歷史題材，講述茶文化和茶行買賣的文字，也難覓南方語言風格。有評論家認為，這與作者身處杭州，浸潤“北方官話”的語言環境不無關系。

　　穿越瓶頸——獨特表達滲透個性

　　“評論往往假定南方方言是細膩柔軟的，不適合表現宏大的題材。地域性的觀念和要求，令南方文字在某些現實題材面前處于弱勢。”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在接受采訪時認為，雖然南方方言文字可能不適合描寫“全局宏觀”，但是它有自己獨特的魅力，也有很吸引人的地方。

　　清末小說《海上花列傳》里，不僅常常出現“阿有啥人”、“陸里曉得”、“就去哉”這樣的吳語對白，連串起小說的講述人也叫“花也憐儂”。后來，張愛玲嘆息吳地方言寫作的“《海上花》沒人知道”，將原著翻譯成準白話文的《海上花開》和《海上花落》2冊。誰知白話版一出，竟遭遇“看官們三棄海上花”的尷尬。這才知道原來的吳語對白版深入當地人心，擁有讀者無數。

　　“任何一個地域的作家，都能從民間智慧中發掘生動的語言，形成自己的個性文字。”趙長天對記者說，作家不能生造出語言詞匯，要穿越所謂某些方面的“方言瓶頸”，作家需要從各種語言中汲取養分，不應局限于自己的地域方言。“上海很多作家開始從別的方言甚至英語中學習表達，融進自己的東西搞創作。”他認為郭敬明是南方人，他的作品表達卻很大眾，全國很多年輕人都在看。

　　“風格或者題材，都不應該成為問題，就像評獎一樣，文學創作也有一個‘最大公約數’存在。”張頤武表示，隨著評獎體制和市場機制的逐步完善，文學創作中的“弱勢”將逐步消失。各種個性都能在表達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對于南方方言寫作，內在的骨氣和血氣，不應該在軟性和拖沓中消磨。“吳儂軟語”的確有弄堂氣息，好似喜歡幻想的王琦瑤，但是如果拘泥于閣樓，卻也會“恨”得令人透不過氣來。而為了形式強化方言表達，忘記了人物的個性和故事的沖擊，是任何方言寫作都應該避免的誤區。

　　(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