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調到少奇同志辦公室工作不久，很快就隨少奇同志投入到非常緊張繁忙的工作中去。

　　在1955年10月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黨中央決定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并確定了以少奇同志為首的起草八大《政治報告》的班子。不久，這個班子就開始工作了，而其中最忙、責任最大、擔子最重的自然是少奇同志。

　　他在著手起草報告期間，那本來就沒有規律的生活就更被打亂了。他博覽了各種有關的資料，找了許多有關的人士談話，征求意見，進行調查研究。據我們的工作日記記載，他約請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領導同志談話先后達幾十人次。動筆以后，他的身心簡直就是一架不知疲倦的機器，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連軸轉。那時，我們只有一個心愿，就是希望他能吃好、睡好，但是在他開動了腦筋，把身心全部投入到寫作中去的時候，即使熱騰騰香噴噴的飯菜早已擺好，甚至熱了又熱，即使明明知道他已很長時間沒有合一下眼皮，該休息片刻了，但誰也不敢去打擾他。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時候，他的思想、他的智慧、他的情感已全部凝聚于筆端，全部傾注于政治報告的起草之中。我們誰還敢、而且誰還忍心去打斷他那像黃河一瀉千里、奔騰不息的思緒！每當這時，我們只能把對他身體的擔心變成一種祈禱，由衷地祝愿他身心永遠那樣健康，精力永遠那樣充沛！

　　在這期間，我們工作人員的精神也很緊張，只要少奇同志在辦公室里，我們就不能離開。吃飯時，互相從食堂帶點來；解手時，得來回小跑。他寫出幾頁，就叫我馬上送到機要室打印。他習慣隨寫、隨修改、隨打印，然后再作修改。一個問題或一個章節寫完后，還要隨時送給毛主席審閱。

　　當時，少奇同志負責起草《政治報告》，周總理負責起草《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鄧小平同志負責起草《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所以在此期間，他們互相來往較多。他們經常互相提供材料、交流思想。有時碰頭開個小會，有時通電話談個問題，通報點情況。

　　特別是周總理，他的作息時間和少奇同志比較一致，所以經常午夜兩三點鐘以后還打來電話，問我們少奇同志休息了沒有。有一次兩點多鐘，總理打電話問：“少奇同志還在辦公室嗎？”我回答：“他剛進臥室。”總理知道少奇同志進臥室后有坐在床上繼續看東西的習慣，便對我說：“我和富春同志馬上去一下。”我立即報告了少奇同志，他說：“就請總理他們到這里(指臥室)來吧。”

　　總理下車后，一邊疾步走著，一邊還借著燈光拿著材料看。在上樓梯時，跟在總理后面的富春同志看見總理還那樣專心看手中的材料，便提醒總理：“你要看樓梯，不要看文件了。”總理回頭朝富春同志一笑，說：“沒關系，我的眼睛比你的眼睛還好。”

　　我把總理和富春同志直接領到了少奇同志的臥室。這時，少奇同志正在床上坐著看東西。他們見面后，沒說半句客套話，直接開門見山地談問題。我急忙要去搬椅子，衛士也準備去沏茶，但總理一伸手，攔住我們說，“不用了，不用了，很快就說完了。”說著總理就近坐在少奇同志午休用的躺椅上，富春同志坐在放衣服的凳子上。

　　工夫不大，總理他們談話結束了，先后下到一樓。走在前面的富春同志迷失了方向，本該向右拐，出大門，可他卻向左走，進了衛士值班室。衛士以為去找他們，馬上立正問富春同志有什么事。富春同志一看不對，笑著說：“啊，我走錯門了。”這時，總理也下來了，富春同志回頭一本正經地對總理說：“糟糕，我迷失方向了。”總理聽后哈哈大笑，并風趣地說：“今天打破你的常規了，通常這時正是你做夢的時候，來，我做你的向導。”

　　總理和富春同志的汽車沙沙的飛馳聲劃破中南海寧靜的夜空遠去了，而少奇同志和總理親密無間的友情及總理那爽朗的笑聲卻永遠珍藏在我的記憶里。

　　有一個星期天，少奇同志要約一位部長談政治報告的事。我請電話局總機的話務員幫助找那位部長，話務員回答我：“他家里說他去看戲了。”我將此事報告少奇同志，他說：“那也得請他來一下。”時間不長，那位部長急匆匆趕到了少奇同志的辦公室。少奇同志看見那位部長神色緊張，便親切地說：“對不起，今天沒有讓你看完戲。”那位部長也連聲道歉：“讓少奇同志久等了。”

　　1956年的盛夏，北京酷熱難熬。《政治報告》的起草工作也進入了關鍵階段。為了更加集中精力把報告寫好，我們隨少奇同志來到了北戴河海濱。

　　夏日的北戴河，風景迷人，氣候涼爽，帶著咸味的習習海風，使我們心曠神怡，湛藍的海水更令我們無限向往。但我們卻無暇領略這美麗的海濱風光，更無暇享受大海的溫柔撫慰。因為少奇同志還是那樣廢寢忘食地工作著。

　　有一天，少奇同志按鈴叫我，我進去后看見他不大高興，便問：“有什么事？”他看了我一眼，沒有吭聲，又按鈴叫來公務員，我們感到莫名其妙，但又不敢多問。過了幾分鐘后，他指著辦公桌前那個又高又重又滑溜的人造革面的大椅子說：“這個椅子你們坐著舒服嗎？”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和公務員趕快把那個大椅子抬到一邊，換回了原來的藤椅。出門后，公務員有點兒委屈地說：“這幾天他睡不好覺，有些煩躁，容易發脾氣。”我笑著對他說：“現在正是坐藤椅的季節，你放張大皮革椅子，既不透空氣，又不易移動，就是睡好覺的人，也不愿意用它。所以他問我們坐著舒服不舒服，我們坐著也確實不舒服嘛。”

　　少奇同志對《政治報告》的起草和修改特別認真仔細，一直到離開會時間很近了，他還在逐段逐句逐字地斟酌推敲，甚至對每一個標點符號，他都要反復琢磨。當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同志曾幾次打電話對我說：“你要催催少奇同志，請他盡快定稿。因為他不定稿，我們大會秘書處的許多工作就無法進行。”我將尚昆同志的意見報告后，少奇同志才說：“那就這樣定稿吧！”

　　1956年9月15日，八大開幕的那天早上，少奇同志對我說：“請你到會場為我服點務。”同時遞給我一個文件袋，說：“這里面裝的是我選出來的有關大會的文件，帶到會場備用。”還拿出一個簽到手冊，又說，“我把名字都簽上了，每天進會場時，請你填上日期，到簽到處代我交一下，以便工作人員統計人數。若有什么注意事項，你記一下告訴我就是了。”他知道我是第一次跟他去參加這樣的大會，所以交代得非常清楚。

　　在大會期間，有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開碰頭會。我怕少奇同志找我要文件，就坐在會議室的門口，常委們里面說話，我都聽得清楚。那天碰頭會的內容是動員鄧小平同志出任黨中央書記處的總書記。當時小平同志的聲音比較大，一再推辭說：“我不行，我不行，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怕難以勝任，還是讓別人當吧！”小平同志的態度誠懇而堅決。“我們是醫生，書記處是護士，你是護士長，還是我們的助手嘛！”毛主席那濃重的湖南口音傳到了門外。緊接著是周總理的聲音：“毛主席比喻得很形象！”毛主席又補充說：“其實，還是你那個秘書長的差事！”其他幾位常委也幫著動員小平同志。這時，我聽見少奇同志說話了：“主席，我看就這樣定了吧！”“好，定了！”毛主席一錘定音，其他常委也異口同聲地說：“定了！”小平同志再也沒有推辭。

　　有一天，大會秘書處給少奇同志送來了選舉八屆中央委員會的候選人名單，請少奇同志填寫選票，同意的畫圈，不同意的不畫。我把選票送給他后時間不長，他就把畫完的選票交給了我，并高興地說：“我統統圈了。”剛開始，我并沒有理解他說的是什么意思。回到辦公室一看，原來他說“統統圈了”的意思是：一、他沒有不同意的，即沒有一個不畫圈的；二、他連自己的姓名下面也畫了圈。通常在我們基層選舉中，為了表示謙虛，往往自己不投自己的票。其實，這個選舉名單經過大會小會，從民主到集中，從集中再到民主，反復協商早已醞釀好了，既然在醞釀討論時，自己也同意了，投票時再客氣一番還有什么意思呢？

　　“我統統圈了。”少奇同志坦蕩磊落的情懷溢于言表。

　　八大一次全會的會場是在政協禮堂。我每次都是和少奇同志坐一輛車去開會。按習慣，我坐在司機的旁邊。有一次，從辦公室準備前往會場時，衛士打開小車的后門等待著少奇同志上車，少奇同志說：“我今天要坐到前面了，好位置不能每次都讓你們坐。”說著，他就拉開車門，坐到了司機的旁邊。我無奈，只好坐到本該是他坐的位置上。

　　以前也遇到過這種情況。警衛人員從安全的角度考慮，擔心他坐在前面被街上的群眾認出來，引起麻煩，甚至產生不安全的因素，因此都反對他坐到前面，在黨小組會上還專門就此問題向他提過意見哩。少奇同志口頭上也說大家提得對，提得好，但行動上，卻總不改，在外地視察參觀時，他曾幾次打破常規，使警衛人員非常緊張，雖然外面的人并不注意這些，可警衛人員卻不能不防萬一。

　　后來，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奧秘：少奇同志要坐到前面去，并不是心血來潮一時沖動，他每次都是為了充分利用這短暫的時間觀察一下街道兩旁的建筑和匆匆來往的車輛人流。有時，他會問我們“這棟樓房是哪個單位的？”“這幢建筑物是干什么的？”等等。因為坐在后面有窗簾遮擋，視野又不寬闊，觀察外面的世界很不方便，所以，他就突然襲擊，和我們換座位。

　　從此，不論在北京還是外地，我們工作人員都要事先對經過的街道、建筑、大單位進行了解，以便隨時向他介紹或答復他的詢問。(來源：光明日報--《書摘》 劉振德 摘自《五十年的回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定價：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