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消融，萬物解凍，1977年恢復高考，知識青年回到校園，對出版物形成了極大的饑渴；1978年部分中外名著開禁，大中城市讀者通宵排隊買書；1979年《讀書》雜志復刊。一個有書可出，有書可讀的時代終于到來了。在學術領域，遭到重創(chuàng)的學術研究又翻開了新的一頁。

　　《金瓶梅》研究的曲折經(jīng)歷就是一個典型的個案，它與中國半個世紀以來的學術研究具有相似的軌跡與曲線。在五六十年代，所謂《金瓶梅》研究，具有兩個方面的局限，一是研究者身份，僅局限于一定級別的官員與研究者，為研究設置了苛刻的門檻；二是研究內(nèi)容，只規(guī)定了一個指向，如何暴露封建社會統(tǒng)治階級是如何壓迫人民的。

　　所以，那個時候，很難談得上“金學”研究。

　　不獨金學，許多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術研究，由于缺乏必要的水分與土壤，都面臨干涸的困境。

　　到了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計劃出版《金瓶梅詞話》刪節(jié)本，引起社會強烈反響。1984年12月，中國作協(xié)召開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韋君宜申請出版《金瓶梅詞話》校點本。1985年，幾經(jīng)波折的《金瓶梅詞話》校點本終得出版，盡管銷售對象限定為全國作協(xié)會員和古典文學工作者，并憑證、憑卡購買。但由于不再只限定在領導干部，而是面對廣大知識分子，這終于象征著，真正的《金瓶梅》學術研究開始起步了。

　　在隨后幾年里，《金瓶梅》的出版呈現(xiàn)百花齊放的局面，對《金瓶梅》的研究，也開始繁榮起來。如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金瓶梅詞話》已走入尋常百姓家，人們對它的態(tài)度，也由充滿好奇心變成了平常心。

　　《金瓶梅》的命運只是一個小小的縮影。其他社科領域莫不如是，盡管進步有快有慢，開放幅度有大有小，但學術研究全面復興，知識重新受到尊重，是不爭的事實。這得益于改革與開放，改革開放將重重禁區(qū)逐步掃除，使讀書、獲取知識成為一種權(quán)利。那些滿載著思想與智慧，被冰凍許多年，如今又被重新放在陽光下的學術研究，象征著這個社會開始正常化。我們開始尊重知識，也開始尊重個人自由。那些薄薄的書頁，成為社會告別蒙昧，走向理性與文明的符號。

　　回顧我們改革開放30年來的歷程，不僅僅有一個經(jīng)濟不斷改革，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百姓走向富裕的經(jīng)濟脈絡，還有一個思想不斷解放，文化不斷開放，法治觀念加強，公民權(quán)利漸漸受到重視這樣一個文明脈絡。而在文明進步這一塊，學術研究的開放功莫大焉。而學術文化的繁榮，又為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改革開放，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思想動力。

　　(潘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