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這話說得太絕對了，還是陸游說得好，“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這次跟著“BMW中國文化之旅”沿著大運河南下，考察沿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現況，對一個久坐北京城的編輯來說，正是一個躬行的機會。

　　行罷回來，檢視所獲，難免有走馬觀花、霧里看花之感，但到底看到了真正的“花”。我們在前一篇系列報道中，已經向讀者介紹了不少美麗的“花朵”，本篇更多是從一個來訪者的角度，去感受、體味所見到的風景。

　　1793年11月2日，已經見過乾隆皇帝的馬戛爾尼勛爵和自己的從人坐船沿大運河一路南航，這天正好來到了清江浦，在這里，他們需要讓船只橫渡黃河，然后順黃河激流而下，從而進入另一段大運河，繼續他們的旅程。

　　由于這段航程異常危險，所以在啟航之前，“船老大被所有的船員包圍著，登上船首。他手里提著祭品——一只公雞。他割下雞頭扔進河里，把雞血滴在船的各個部位；他還在艙門口插上幾根雞毛。”根據這位英國隨員的描述，隨后，船老大擺出幾碗肉類菜肴，油、茶、酒、鹽各一碗，叩了三個頭，雙手高舉，念念有詞，祈禱神靈。

　　所謂“風景”

　　在18世紀的英國來訪者看來，這些儀式顯得陌生而且不可思議。但是兩百年后，如果他們再來，可能就無法看到類似的“風景”了——橫渡黃河在現代船老大看來，恐怕也不算什么一定要靠天老爺保佑才能發錨的大事情。不過，在那時，靠水吃水，自有規矩，科學不甚昌明的時代，也有其不得不然的道理。這些歷史記憶和我們現在所要探訪的“非遺”世界，如同年畫作坊、雕版印社、草臺班子、泥塑工廠等等，都屬于那個時代。今天的我們，看到那些和城市文化不相符的舊痕，有時候也不免有點像18世紀的英國來訪者，對那些漸行漸遠的“風景”，不期然地感到陌生與驚奇。

　　其實，當我寫下“風景”這個詞兒的時候，我已經察覺，我和我將要探訪的那個世界拉開了距離，我不在那個世界中，即使置身于一個作坊、面對一位藝人、欣賞一幅作品，我都是在其外部，探頭探腦地小心打量。

　　依稀可見的“風景”

　　說起“非遺”的風景，和民間節慶、大眾信仰、百姓用度、日常生活都有關聯。

　　在江蘇，邳州人有一種特別的舞蹈表演，叫做“跑竹馬”，頗似北方地區司空見慣的“跑旱船”。一片鑼鼓、嗩吶聲中，演員出場，當頭一位京劇武將行頭，長須，胯下一匹“麒麟獸”；其他四位身著黑、白、青、紅四色盔甲，無須，一人胯下一匹“竹馬”。這五人在舞臺上“跑”來“跑”去，煞是熱鬧。

　　表演者很清楚，他們正在表演的這個曲目叫做《跨馬游春》，講的是金大將兀術率眾妃子男裝游春的故事，不過，在看熱鬧的觀眾來看，也僅是熱鬧而已。這是節慶的力量，通過一種歡樂的舞步，把一種戲劇化了的歷史或者紀念最終變化成簡單的娛樂方法。而與信仰有關的“風景”，比如祭祀儀式、形象化了的年畫等，又更豐富和復雜。正如船老大的祭祀儀式固然簡單，原因卻涵蓋極廣。簡單說來是“趨吉避兇”四個字，然而具體到各行各家各人，又大有不同。

　　靠水吃水，走河拉纖的人當然要敬河神。這保護漕運的神祇是誰？根據不少的史書、筆記，從明代開始，“金龍四大王”是朝廷承認并且供奉的漕運之神。元滅宋時，隱居金龍山的宋人謝緒(他在兄弟中排行老四)赴水而亡，明滅元后，尊其為神，清入主中原之后，對這位神祇更是推崇有加，這大概是因為明清時代，漕運變得異乎重要的緣故。不僅“金龍四大王”，不少曾為漕運出工出力的傳奇人物也死后被“封神”，比如“黨將軍”，原是一位清代堤工，名叫黨得住，諧音“擋得住”，因公殉職后，也成為保護運河的尊神。

　　明清的運河沿岸，一定是一個滿天神佛的時代。除了保護漕運的大王、將軍，老百姓還有著許多的民間信仰，少不得敬奉神像，灶邊供奉灶王，門上供奉門神，辟邪懸掛鬼王鐘馗，求財需找文武財神，求子要求土地公公土地婆婆……今天，無論在天津楊柳青還是蘇州桃花塢，我們都能在年畫里看到這些似乎已經過去了的痕跡。

　　天津楊柳青，年畫玉成號是個老字號了。但是現在嚴格來說，它只能算是一個家庭作坊。玉成號霍家總算是殷實人家，不必為生計發愁，霍慶有把自己花錢收購來的年畫古版、古版年畫搞成了一個家庭博物館。從中，我們可以依稀看到，種種信仰是如何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至少是逢年過節，在人們要張貼年畫，盤算來年，討個好兆頭的時候。

　　在信仰的強大動力之下，年畫大概是把需求與藝術結合得最好的東西之一。玉成號里可以見到的新老作品中，除了和傳統戲文有關以及表現地區社會生活的年畫外，更多為求神、辟邪而制作，《年年有余》、《鐘馗》、《門神》、《灶王爺》是最多見的畫面，驅邪的鐘馗畫得極其威武有神，而抱魚的童子又著實憨態可掬，至于灶王爺，則多是慈眉善目的老者形象，可見舊時人們對神靈的想象是非常人格化的。

　　沿運河南下，到蘇州桃花塢，年畫風格又有不同。蘇州人王斌說：楊柳青地處鄉下，輻射農村，而桃花塢年畫是避禍而到了城郊的城市年畫，文化精神因此大異其趣。這說法雖不盡然，卻不可謂沒有道理。以桃花塢年畫公認的代表作《一團和氣》來看，題材上已經很有不同，商業精神很重的“和氣生財”思想已經明白無誤地表現了出來，不是單純地求神、辟邪了，毋寧說其中還蘊含了告誡和勸勉的世俗道理。

　　桃花塢的年畫中，不少是風俗畫卷，可以看到“非遺”與百姓日用之間的關系。至于蘇州的蘇繡、宋錦，南京的云錦，甚或是揚州的富春茶社點心，這些可見的景致，就更是直接的百姓日用，無關“怪力亂神”的民間信仰了。

　　漸行漸遠的“風景”

　　在古代運河地區，信仰的力量不僅僅只浸染在年畫的領域，更重要的還有對雕版印刷業的推動——雕版業的壯大，最初正是得益于佛教信徒印制傳播佛經的需要，而且，之后數百年間，佛經的印制，也是維系雕版產業運轉的重要市場空間。

　　更往后，江浙皖一帶人才輩出，知識分子扎堆，文化傳播速度加快，雕版印刷術更是有了用武之地，逐漸形成私刻、官刻、坊刻競相繁榮的格局。

　　在揚州，現在依然存在著專事雕版印刷的廣陵古籍刻印社，在電腦排版、激光照排、機器印刷、書商遍地的今天，他們獨享一處幽靜院落，工作在此的大小職工，言談之間對自己這份工作的自豪，和他們辦公室里滲透著的幽幽墨香相得益彰。只不過，雕版印刷作為出版業的“舊時王謝”，如今也只剩三兩家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翻滾，多少也讓來訪者興起一番感嘆。遙想明清時代，文化生產的步伐也是緊盯市場的，雕版印刷的內容早已不限于印制佛教經典與儒道文獻，“暢銷書”這玩意兒，正是在那個時代橫空出世，《西游記》、《拍案驚奇》、《三國志演義》都是“各領風騷”一時的作品。為了抓住讀者，不少書商甚至親自操刀，炮制迎合市場的作品，比如著名的書商熊大木，就抓住“岳飛”這個賣點，寫成了暢銷書《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很賺了一筆。所謂“注意力經濟”，那個時代的中國書商就已經深得個中三味了。

　　自然，這是我們無法再見、只能想象的雕版印刷的黃金時節。科技的進步是雕版印刷的市場空間日漸萎縮的關鍵，機械復制時代里，廣陵社只能把市場的定位往上拔高——只有在審美和典籍珍藏的層面上，相對低效率卻又保持古樸特色的雕版印刷才有存在的必要。

　　那漸行漸遠的景象，在江蘇省邳州市岔河鎮里也曾出現在我們眼前。王如坤是如今當地唯一還在經營染坊的人，在他年輕的時候，村里同樣的染坊有60多家。很多地方的藍印花布已經改為機械化生產了，王和他的家人仍在用祖上傳下的染缸，固守著30幾道傳統工藝流程。你能想象，一個手工作坊，每天只能生產30多米布匹，一眼看去并不能馬上引人駐足……如何去市場經濟大潮里保全與發展？

　　在楊柳青或者桃花塢，年畫的未來命運其實并不比雕版或者藍印花布來得更好。

　　楊柳青年畫老藝人已經很少了，霍慶有能有祖上傳下來的手藝，已經殊為不易。他跑遍了楊柳青和中國的各大年畫產地，盡可能收集尋找各種有價值的版樣和老畫，“年畫的根在版上，我現在最擔憂的是許多老版被外國人買走。”老版老畫拿走一張就少一張，不過，更困難的是這門手藝怎么往下傳。霍家收藏的老版樣雖然少，可是能夠跟著學這手藝的徒弟卻更少。“沒人愿意學。”霍說，“從前徒弟跟著師傅，跟個免費長工一樣；現在師傅還得給徒弟發工資，就這樣，還沒人來。”

　　不來有不來的道理。今天的來訪者看年畫，往往拘泥于畫面的美或不美。其實，所謂美，也不過是誰根據什么標準來看待事物的一種評價而已。年畫對于人們的真正意義，主要在于功能。灶神總歸要貼在灶臺而不可躋身于門上，佛祖只能供奉于堂屋而不可屈就于臥房，木匠之家貼魯班像，鐵匠、窯工之家大概奉老君像，這些自然不可以亂了章程。人們信，趨吉避兇的需要便有，年畫作坊的生意也有，反之，不信則無。連灶君這樣“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好朋友神仙在當今之世都謀不到崗位，更不要說其他。曾經在楊柳青流行一時的“缸魚”年畫，原本貼在水缸邊墻上，魚頭朝外，以祈求豐饒，后來因為自來水的普及，便迅速沒有了需求，即便偶爾有人貼在自來水龍頭上面，大概也“行之不遠”矣。

　　“風景”，大雅久不作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大雅”衰頹的年代里，才氣縱橫如“詩仙”李白，也只好哀嘆歷史潮流之浩浩蕩蕩，將才氣宣泄為幾首《古風》，聊寄思古之幽情。

　　況乎年畫、雕版、藍印花布之類，相去“大雅”，多少有點距離……況乎我輩所處之時代，較李白之時代，尤為變化多端、節奏奇快……

　　說到“風景”之“依稀可見”與“漸行漸遠”，終究還是能夠看到，“非遺”有物質依托形式，總算有跡可循。其實，還有一個我們“看不見的風景”，這風景在前人的眼中，在泛黃的書里。

　　還是引用那些真正像看風景一樣仔細觀察過我們這片土地的來訪者的語詞吧：

　　這是英國人赫脫南(馬戛爾尼隨員之一)在1793年看到的京杭大運河——船經過運河水閘，“當一個人置身船首用一根類似槳的東西駕駛時，其他人站到航道邊上，手里拿著塞滿了馬鬃的墊子，隨時準備扔入水中以減緩沖撞。夜間，許多燈籠把航道照得通明。”

　　這是俄國人阿列克謝耶夫在1907年看到的天津楊柳青——“我不知道世界上哪一個民族能像中國人民一樣用如此樸實無華的圖畫充分地表現自己。這里描繪了他們多彩的生活和神奇的世界。有講述傳說、寓言、神話的；有進行道德教育、針砭時事的；有漫畫、桃符、畫謎；還有張燈結彩和披紅掛綠的年畫。”

　　這是活生生的歷史，在這些農耕時代的歷史中，人們努力創造了自己的生活，今天看來式微的一切“遺產”，都煥發著美感和生命力。這眼前只能依稀見到的風景，與那“看不見的風景”逐漸消融、合二為一的時候，中國古代社會的畫卷就鮮活了起來，躍動了起來。只是，當鏡頭再次搖回現代，那過去的時代背影，依然只在恍惚中。

　　(楊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