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蘇東坡若在世絕不會允許寂靜的公園里有游樂場，也不會允許煙囪出現在麥田，更不會允許水泥這種凝結快速但面目無情的東西大面積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文/楊鍵

　　我在工廠做了十三年工人，但有關工廠的文字卻一行也寫不出。蘇東坡在被嚴格監視的情況下可以佳作連篇(惠州和黃州時期)。

　　說來可笑，我在工廠做了那么多年居然沒有記住油表的準確數字是多少。作為一個三班倒的工人，我明顯感到，我們這個有著十多萬工人的大企業，真的很難出幾位讀書人。

　　林語堂說蘇東坡是悲天憫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畫家，是偉大的書法家，是釀酒的實驗者，是工程師，是假道學的反對派，是瑜伽術的修煉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書，是心腸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堅持己見者，是詩人，寫到這里，我感到汗顏，我們是什么呢？

　　蘇東坡從最小的鳳翔判官，一直做到翰林學士知制誥(僅次于宰相之位)，期間又一貶再貶，最后死在被皇上召回的常州。他做判官，親眼目睹了改革家王安石政治變革之惡果。他四處被貶——包含了中國大部分地域——熟悉了這一方國土，這對他成長為一個詩人大有裨益。他若沒有這些經歷，不過是安居樂業的朝廷命官而已，不可能成為國人精神生命的一部分。這種中國式的貶官制度反而有一種塑造作用。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文化乃是在起伏中，不是在直線中領會，這樣的例子太多。它同西方很不一樣，最不同的是它的文官制度。文官制度是中國文化幾千年不變、綿延不絕的根本原因。我在杭州、蘇州時即可明顯感受到雖經過幾百上千年，他們的影響至今猶存。他們對一個城市如何建立才能稱之為美，稱之為與自然的和睦相處，心中十分有數，這就是文官制度的美妙之處：他們是美的體驗者，也是美的陳述者和創造者。

　　目前國內大部分城市千城一面，其主要原因為管理者自身不懂得美，不是美的體驗者，陳述者和創造者。他們對美的認識僅止于綠化。這導致我們建設一個城市就像復印一份文件。蘇東坡若在世絕不會允許寂靜的公園里有游樂場，也不會允許煙囪出現在麥田，更不會允許水泥這種凝結快速但面目無情的東西大面積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會想盡一切辦法將其遮擋，與自然攜起手來。他深知自然的四季之美是可以將我們塑造成良民的。

　　蘇東坡有幾件事值得一記，一是他20歲考中進士，歐陽修對其兒孫說：“三十年后，無人再論老夫，惟論蘇東坡。”二是蘇東坡有一個130歲的道士朋友喬工，還有一曾在他黃州家中住過一年的和尚朋友參寥。他寫過一首詩，說陶潛一定是他的前身。三是他同他最愛的女人朝云生有一子，取名遁兒，他希望他“愚且魯”，但遁兒十個月后死去。朝云終日精神恍惚，他作詩說：“我淚猶可拭，母哭不可聞。”四是蘇東坡屬天蝎宮，他說，這就是他一生為何飽經憂患之緣由。

　　蘇東坡在養生方面也有見地，曾寫過一簡要良方：

　　一、無事以當貴。二、早寢以為富。

　　三、安步以當車。四、晚食以當肉。

　　蘇東坡在去世的那一年，也就是1101年寫過一首非常偉大的詩，我認為從這一首詩可以看出東西方詩歌之間的根本不同，詩名為《六月二十日渡海》：“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馮友蘭先生曾經在談人生的境界與人和宇宙的關系，分為四個層次，依次是功利境界、自然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蘇東坡的這首詩無論自然道德，天地都一并到達。

　　西方詩人，我認為，尚處在功利境界向自然境界的艱難跋涉的過程里。美國詩人弗羅斯特就是一個典型。蘇東坡寫的124首《和陶詩》，隨便哪一首都能超過他的《雪夜林中獨步》。

　　要說對自然的認識，中國一定第一。而對國家之忠貞，中國更是無與倫比。中國是一個最講究進退自如的國家，主要是因為它的儒家文化以及山水、鄉村之美麗，而工業無節制之發展正在影響這一退路。蘇東坡一生沒有退成，所以最愛陶淵明。但這正是他勝過陶淵明之處，他在顛沛流離中形成自己的退路。死的時候非常安詳，不像他的對手改革家王安石。

　　據說王安石死前一天，在野外騎驢獨行，一個農婦向他走近，跪在他面前，向他呈送一份訴狀。王安石記得把訴狀放在口袋里了，但到家一看，那份訴狀不見了。第二天他因驚嚇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