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少兒圖書市場高歌猛進，同比增長幅度遠遠高于全國圖書零售市場同期增長幅度，成為拉動全國圖書零售市場增長的主力軍之一，而其中的救市明星當屬兒童文學，在全國少兒圖書市場的占有率達到40%，說是“半壁江山”

　　一點也不為過。有意思的是，在這“半壁江山”中唱主角的并非是“西風烈”，而是本土兒童文學，則原創兒童文學出版的急劇升溫，甚至是“炙手可熱”，也不足為奇了。

　　不僅專業少兒社厲兵秣馬，紛紛搶占原創兒童文學資源，就連少兒社之外的成人讀物出版社、教育社、專業社等諸多“豪杰”，早已躍躍欲試，伺機而動。

　　然而，今天的兒童文學原創與出版之圖景，可以用“紛繁”一詞來形容。兒童文學理論家、浙江師范大學教授方衛平用“乏力”一詞來形容言說的困境，因為“這個時代的文學生活文學現象太復雜了”。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由安徽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主辦，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承辦的“兒童文學：原創與出版”研討會在安徽舉行，匯聚了兒童文學知名理論家和秦文君、湯素蘭、張品成、伍美珍、殷建靈、郁雨君等數十位兒童文學名作家。這也是上市企業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由此可見安徽出版集團和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的雄心，在低幼場站穩腳跟后，揮師動漫，取得了轟動一時的勝利后，他們把目光投向了更為廣闊的兒童文學市場——借助專家學者以及作家資源，理清近些年來原創兒童文學不甚清晰的發展脈絡，正是為了照亮前行道路，當然，其聯誼性質也不言而喻。據安少社社長劉玉英透露，至少在今后的三年中，安少社每年將有千萬資金投向兒童文學出版。“三年時間，安少社力爭成為中國兒童文學的出版重鎮。”劉玉英立下錚錚豪言。

　　“成就論”與“迷茫說”

　　“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篇說。同樣，這句話似乎也適用于專家學者們對當下的兒童文學原創與出版的評價。

　　“兒童文學的發展正在迎來一個最好的時期。”高洪波如是判斷。“兒童文學界涌現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并與上世紀80年代走上文壇的中年作家，共同成為兒童文學創作的中堅力量。幼兒文學、童話、散文、紀實文學、兒童詩、科學文藝等兒童文學的各個門類質量不斷提高，數量日益豐富。”高洪波說。

　　如何評價、如何看待當下的兒童文學創作與出版？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王泉根表示，“喜見多元共存的少兒出版格局”。他提出，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文學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并非一成不變。社會影響文學，而文學又作用于社會，市場經濟對出版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且這個時代自由、寬容的程度，與3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這個時代為兒童文學作家提供了太好的機遇，我感覺，多元共存、百鳥合鳴才是常態。”

　　在王泉根看來，童書出版多元共存的特征之一，就表現在三個層次的兒童文學齊頭并進。何謂“三個層次的兒童文學”呢？“什么年齡段的孩子看什么書。《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對‘兒童’的定義是‘18歲以下的任何人’。也就是說，兒童文學的具體接受對象實際上是包括了從3至6歲的學齡前的幼兒到16、17歲的‘準青年’，他們的身體特征、心理特征、思維特征、社會化特征完全不一樣。某一年齡段會喜歡看圖畫書，某一年齡段喜歡看文字簡單的圖書，某一年齡段就要看《白癡》、《紅樓夢》和《戰爭與和平》。所以，我認為兒童文學應該分為幼兒文學、童年文學和少年文學三個層次。”

　　王泉根認為，當下的兒童文學出版界，尤其是為小學生年齡段服務的童年文學異軍突起，“現在出版界大量出版的就是給小學生看的讀物”。同時，他認為，兒童文學創作領域中，類型化與精品化、幻想性與現實性、原創與整合的互補，也體現這種“多元共存”的特征。

　　與“成就論”相對應的，則是“失語說”。“就像這個時代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一樣，要對這個時代的兒童文學做出描述和概括，越來越乏力。其原因的復雜讓評論在失語的同時，也造成了話語的沖撞。”方衛平如是說。

　　在中國海洋大學教授朱自強為本報撰述的《新世紀以來原創兒童文學兩大走向》一文中，他曾經提到“分化”一詞，而此次，他則呼吁“標準的建立”。“幻想小說從童話中分化出來；圖畫書從一般幼兒文學中分化出來；兒童文學分化出語文教育的兒童文學；通俗(大眾)兒童文學從作為整體的兒童文學中分化出來。我認為，這樣的‘分化’是一種多元的、均衡的發展狀態，是中國兒童文學走向成熟所應該經歷的一個過程。但是，我們對通俗兒童文學的評價標準還沒有建立起來。”朱自強認為，評價通俗兒童文學不能用純藝術的標準，呼吁兒童文學批評界迅速建立通俗兒童文學的評價標準，然后才能評價復雜多元的兒童文學創作現象，否則，“確實會出現茫然的情況”。至于可操作的路徑，他提出，可以參考成熟的通俗兒童文學作品，比如日本山中恒的作品，用它們達到的通俗文學的藝術水準與我們現在很暢銷的兒童文學作品做一個比較，看看是否能比出高下。“通俗兒童文學也有一流二流三流之分，在評價時也要劃分清楚。”

　　“我們的原創確實已經達到高峰了嗎？”方衛平提出，在對原創言說和評價的過程中，確實需要批判性的思考，他還拿了幾本國內兒童文學界的頂尖作品進行了藝術分析，認為皆有可商榷之處。

　　“對今絕大多數的兒童文學寫作者來說，我們事實上還在一個較低的美學平臺上徘徊”。方衛平認為，首先是思想的缺席。“國外的優秀兒童文學中，例如，《大海的盡頭在哪里》表現的是人類對于世界和存在的一種形而上的永恒思考；《亨利徒步旅行記》揭示了人生目的和人生過程之間的微妙聯系；《我的爸爸焦尼》展現的是單親家庭父子之間永遠無法割斷的摯愛親情。而我們的兒童文學作品在對世界和人生的基本思考方面，在對人情和人性的藝術揭示上，在對某些特殊題材領域如殘疾兒童等弱勢群體的關注和思考方面，還顯得力不從心或缺乏洞察力。”

　　其次，是美學的乏力。“一是童趣的缺乏。從整體上看，我們的兒童文學作品還是比較缺乏那種純正、自然、巧妙、富有豐富表現力的童趣和幽默感。許多時候，我們的兒童文學作家在很用心，甚至是很用力地制造童趣和笑料，但是效果卻既不自然，也缺乏刻畫人物、表現主題的藝術力量。”其二，他認為是巧思的缺乏。能否借助一個看似淺顯而又玄機無限的故事，來表現作家的基本文學運思，是檢驗一個兒童文學作家藝術才情和智慧高下的重要方面。其三，則是細節的缺乏。“我們的兒童文學作品中自然并不缺乏細節的運用，但是，我們卻不常看到那種新穎獨到、令人拍案叫絕的細節呈現。”方衛平說。

　　當兒童文學遭遇產業化的出版

　　其實，方衛平所說的“失語”與“沖撞”，更多的涵義是指一個產業化時代挾裹的兒童文學創作。

　　“中國的兒童文學出版越來越產業化。如果把兒童文學出版放到產業的環境里談，就會面臨經濟利益與社會良知的選擇的問題。是不是只要能賣錢，就什么都能出？現在的童書出版，確實存在質量低下、甚至有嚴重思想問題的作品大行其道的現象。”朱自強說。

　　“以前，我看到一些品位不高的書出得很多，心里很著急，總想說服出版社盡量少出這樣的書，但是現在我認為，這種勸說是毫無意義的。出版社現在是一個企業，要一個企業看到能掙錢的書而不出，那是不可能的。資本本身就是要擴張的。”評論家劉緒源如是言道。但他還是希望，出版社還是能夠同時出版賺錢的圖書和文化積累的圖書，出版一種對人有終身震撼的圖書，這對出版社而言，才是無上光榮之事，這樣的出版社會被永遠地寫在出版的歷史上。

　　“出版社的社長和總編，你們就是批評家，應該有選書的眼光，未來的出版景象，全都捏在你的手里。你的手要緊一些。”上海師范大學教授梅子涵同時提出，要把對編輯的感覺和藝術修養的培訓作為一件重要的事情來做。“現在有些編輯，雖然每天都在工作，但不是一個閱讀者、學習者，眼光甚至還不如一些民間的閱讀愛好者。試問，這樣的編輯編出來的書，又怎么能夠滿足民間的閱讀者的閱讀需要呢？”梅子涵問。

　　就童書的寫作和出版，劉緒源認為出現了明顯轉折。原來的童書出版就是為了孩子寫作，很純粹，但明顯的社會結構的轉型發生后，純暢銷的童書出現了。事實上，在筆者看來，這種明顯的轉折，實是和與當代大工業生產密切相關的大眾文化的興盛相伴相生的。暢銷小說、商業電影、電視劇、通俗歌曲、休閑報刊、卡通音像制品、甚至MTV等，是一種以工業生產方式大批量生產、復制，創造和開辟文化市場，以公司規模的行為去組織產品的銷售、以及盡快獲取利潤的文化形式(經濟行為？)。

　　與傳統的文化形式相比，這種文化生產具有鮮明的商品性，這樣，傳統的文化與經濟的界限被完全打破，人們已經很難辨別哪些是純粹的文化行為，哪些是商業行為。也正是這種特殊品格，使得大眾文化比起傳統的文化形式，更容易進入普通大眾的日常生活，成為一種消費行為。事實上，在童書出版領域，這種消費生產的出現還是相對滯后的；但當它一出現，便以燎原之勢燃遍中國。在筆者看來，也正是因為這種消費生產模式被引入進童書生產領域，使得近幾年來的少兒圖書市場呈現了高位增長。

　　考慮到越來越多的青少年正是沉浸在這樣的暢銷讀物的故事中認識生活，在其中形成有關美丑對錯的價值觀念的時候，還是期冀評論界在批評的時候也有建構，為兒童文學的暢銷讀物(通俗讀物、類型寫作等)建立行之有效的評價標準。

　　本報記者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