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天的文化之旅，我們都忙著看窗外，忙著整理京杭大運河沿岸的非遺地圖，思考非遺的存在與未來，以至于來不及跳出來看看。可其實，當旅程結束后，再以另一種眼光回望，這次文化之旅的意義，似乎不止大運河及其沿岸風景，更長遠的意義還在于，它開創了一條政府主導、企業投入、公眾參與的非遺保護模式。

　　★“買，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事”

　　董賢祥是上海出入境邊檢總站的一名科長，如果不是被BMW(寶馬)選為“愛心車主”，成為2008寶馬“中國文化之旅”車隊的成員之一，基本上，這位公務員的日常生活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會有什么直接關聯。

　　“我是學理工的，機關工作也比較單一，不過，生活中我很喜歡社會人文學科，近年來因為媒體的宣傳報道，也逐漸關注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總想著什么時候也能出一份力，這次愿望終于能夠實現了。”董賢祥說。

　　沒想到機會真的來了。這次和董賢祥一樣，被寶馬選中的“愛心車主”還有9名，包括公務員、白領、個體戶等等，不限職業，只要是年齡在18-55歲之間，有2年以上熟練駕駛經驗，熱心參與社會公益活動的人，提交上本人的一則愛心故事，便可參與寶馬文化之旅“愛心車主”的網絡招募。

　　可以想象董賢祥有多激動。為了參加這次活動，他特地向單位請了年假，飛到北京，滿懷熱情地踏上了京杭大運河文化之旅。北京、天津、濟南、曲阜、邳州……每到一處，都看他端著相機不停地拍照。一開始，許多人誤以為他是隨行記者，殊不知除了拍照，董賢祥每到一個地方，必做的另一件事就是買東西。

　　在天津買楊柳青年畫，到濟南買泥塑，到邳州買紙獅子頭。有人對他說，其實你不用每樣東西都買。可是他說：“以前我也想過要為保護民族的文化遺產做點什么，但卻找不到渠道，無從下手。買，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事，何況我真的很喜歡這些東西。”

　　★關于非遺保護的“寶馬計劃”

　　每個人都有自己保護非遺的方式。董賢祥是簡單而真誠的，而史登科的方式顯然不是普通民眾能做到的。這位擔任寶馬集團大中華區總裁兼執行官的博士，說著一口流利的中文，并且非常熱愛中國文化。正是在他的倡導下，世界頂級汽車制造商與中國文化遺產之間，產生了意外的“化學作用”。

　　每年沿著不同的路線，到中國不同的地方，去了解并參與到文化遺產的保護中去——幾乎在非遺成為熱點后很短的時間內，寶馬便迅速反應，制定了一個長遠的文化遺產保護計劃。2007年，寶馬第一次“中國文化之旅”在北京啟程，途經山西、陜西、甘肅，最后以敦煌為終點，沿途向各省的文化遺產保護組織進行了捐贈。2008年，文化之旅選擇京杭大運河為線路，途經天津、山東、江蘇、浙江、安徽幾省市，向10余個非遺項目捐款共計100萬。

　　“文化遺產對個人和社會都是寶貴的財富，對有著數千年歷史的中國，文化遺產尤為珍貴，這也是寶馬舉辦中國文化之旅的意義所在。”在此次文化之旅的發車儀式上，史登科說，希望通過努力，將中國的文化遺產盡可能地保留下來，并得到傳承。

　　“我們很高興看到像寶馬這樣的跨國公司能夠如此重視保護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充分反映了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中國五千年文明留下來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寶貴財富，它的保護工作需要舉全社會之力共同完成。”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主任王文章說。

　　★這是一個多贏的模式

　　能夠與非遺保護最權威的專業機構——中國非遺保護中心合作，使得寶馬的此次文化之旅無論是在線路設計上，或者在幫助大家了解、保護非遺上，都顯得更有針對性、權威性和影響力。與此同時，也吸引了更多媒體的關注。

　　僅10月14日車隊啟程當天，就有數十家媒體到場，整個行程更有10余家主流媒體及自由撰稿人一路隨行。截止11月16日，在百度網頁輸入“2007寶馬中國文化之旅”結果有7540篇，輸入“2008寶馬中國文化之旅”有12500篇。

　　“文化之旅對于寶馬來說是很好的一次正面宣傳。”德國寶馬北京代表處張亞光表示。而中國非遺保護中心項目部張巍韡則認為寶馬是一次好的開始，更多的企業參與進來可以減輕中央和地方財政的投入不足。

　　事實上，2003年以來的5年，中央財政累計投入非遺保護工作經費雖然已達2.36億元，但目前國務院公布的兩批非遺項目已超過1000項。非遺要做的工作很多，收集、整理、調查、記錄、建檔、展示、利用、人員培訓等等，每一項都要花錢，平均算下來，每個項目得到的中央投入非常少。雖然各省區市對非遺保護的投入力度也不斷加大，不過整體情況還是不容樂觀，許多地方的非遺項目還存在資金不足的困難。

　　所以，中國非遺保護中心常務副主任張慶善先生稱此次文化之旅“是一次成功的嘗試”，“開創了‘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特別是‘企業參與’的文化遺產保護模式”。“這種方式能夠喚起并增強公眾關注和廣泛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行動，讓公眾更加充分意識到保護文化遺產對于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意義。”文化部副部長周和平認為。

　　鄭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