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杜甫詩云：“人生七十古來稀”，但是，鐘敬文先生在近百歲高齡還帶博士生，可謂世上一絕。這位自稱“‘五四’之子”，被譽為“中國民俗學之父”的人民學者為我們創造了生命的奇跡，而且以其對民族文化的摯愛，對學問的虔誠，以及他與生俱來的善良品性，為我們樹立了人生的典范。

　　深秋時節，記者走進廣東海豐公平鎮，看到由當地民營企業家連氏兄弟斥資建設的“敬文廣場”、“敬文雕像”。中山大學黃天驥教授撰寫的《敬文廣場記》對廣場做了如此描繪：“中豎先生雕像，旁列名賢碑刻，廊展民俗風情，坪鋪芳菲細草。花樹扶疏，接春暉之溫渥；欄檻縈回，攬湖山之毓秀。俾邑游侶流連休憩，景仰山斗，吟嘯煙霞，感受文化氣息，提高素質修養。”

　　1903年3月20日，鐘敬文就出生在這里的一戶小商人家庭。那時的公平鎮，是粵東五縣交界山區的中心集鎮，一到墟日，商販云集，“公平”也因交易合理而名。至今街口保佑買賣的瓊花廟仍然香火繚繞，只是鐘老故居魚街75號早已荒廢。也是從這里，鐘敬文走上了民俗學的道路。他把畢生的心血奉獻給了民俗學、民間文藝學事業，被人譽為“國瑞文宗”。

　　少年風華 結緣民俗研究

　　鐘敬文，原名譚宗，一字靜聞。1918年春，北京大學文科的一些教授，發起征集中國近世歌謠的活動。不久，他們就在《北大日刊》上開辟了《歌謠選》的欄目，逐日發表這方面的作品。這種破天荒的文化現象，很快成為國內報刊的一時風氣。當時廣東省的大報如《群報》及當地的《陸安日報》都經常登載一些歌謠。1919年，“五四”的一聲春雷，驚醒了躲在古屋小樓角落里用朱筆圈點《唐宋詩醇》、《漁洋精華錄》、學做“子曰”文的鐘敬文。

　　鐘敬文在后來回憶說：“五四”的雷鳴使自己猶如觸了電似的，“五四的智慧醒覺運動把我的心眼撞開了”。沉睡著的思想、感情被喚醒了。這時的鐘敬文又熱愛文學，很自然就投入到這一場新文化運動之中。當時的海豐有獨特的咸茶，五步一廟的民間信仰，全國罕見的三個稀有劇種，廣東僅存的民。鐘敬文利用住在接近村民和來往客商小市鎮的機會，四方八面搜求資料。在那段時期，他搜集、記錄了各種形式的民間歌謠數百首(多數是口頭傳唱的，少數是手抄本)，口承故事——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笑話等百余則。他將搜集來的民間文藝材料進行整理之后，投寄到北京大學的《歌謠周刊》，當一些人譏之為“破銅爛鐵”的“野生文藝”公然刊登在中國第一學府的校刊上時，對于少年的鐘敬文來說，不僅是鼓舞，而且意味著此生將與民俗學結緣。

　　趕赴廣州 學界嶄露頭角

　　1926年夏, 受彭湃、聶紺弩的影響, 為了尋求更充沛的思想滋養, 鐘敬文來到了華南的大都市廣州，這是鐘敬文走上學術之路的關鍵一步。在嶺南大學工作、學習之余, 鐘敬文利用圖書館開始了民間文化的研究工作, 整理了《粵風》等民俗文獻。并結識了冼星海、劉謙初等進步人士, 開始閱讀包括《共產黨宣言》在內的革命書刊, 給《少年先鋒》寫稿。這一年他整理的第一本故事集《民間趣事》在北平北新書局出版。

　　1927年春, 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魯迅先生來到廣州, 鐘敬文興奮地邀約一批青年朋友拜見了魯迅先生, 并廣泛搜集有關魯迅先生在羊城的行蹤，編成《魯迅在廣東》一書, 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同年秋天, 鐘敬文經顧頡剛介紹, 入中山大學, 擔任中文系助教并教預科國文。這時一批原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與風俗調查會的骨干如顧頡剛、容肇祖、董作賓等聚集中大, 他們繼續開展在北方從事的新學術事業, 鐘敬文便成為積極參與者與組織者。他協助顧頡剛等成立了我國第一個民俗學研究組織——民俗學會, 創辦民俗學講習班, 編印《民間文藝》、《民俗周刊》及民俗學叢書, 積極宣傳與推進民俗學這門新學問。年輕的鐘敬文經常是身兼編輯、校對、聯系印刷等事務，忙得不可開交，忙得有滋有味，因為這是他喜愛的事業。在廣州期間，鐘敬文出版了《荔枝小品》、《民間文藝叢話》、《民間趣事》等文藝與學術專集，在文藝界學術界嶄露頭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