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辦案人員的高壓威逼下，先后有賈文畸、董仁、熊守成、關慶云四名“知情人”自殺。他們有的吃藥，有的跳樓，有的用刀片割脖子(均未遂)。一份劉少奇被捕后如何叛變、如何出賣黨的機構和同志、造成共產(chǎn)黨多人被捕的假證詞，就這樣出籠了。

　　其中在一份所謂“證詞”上，證明人寫的是原遼寧省政協(xié)副主席劉多荃，而實際的撰寫者卻是徹查辦和專案組的人。劉多荃當年是張學良衛(wèi)隊的上校團長，偵破共產(chǎn)黨案件這類事并不是他的本職工作。但專案組急于利用他的身份，就把他監(jiān)管起來，反復進行威逼、恐嚇、引供。劉多荃當時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殘酷的折磨使他難以承受，從精神到身體都陷于崩潰。于是，專案組看準火候，開始“啟發(fā)”、“誘導”式地訊問。先讓劉多荃回想“九一八”事變前幾年發(fā)生的重大政治案件，后來又讓他考慮1927年7月至1930年11月間發(fā)生的大事，最后又縮小到1929年8、9、10三個月發(fā)生的大事。要他一月一月地猜、說。當他按順序猜到“9”時，專案組馬上告訴：“抓的時間差不多。”

　　被捕時間解決了，又開始追問被捕地點。劉多荃講：“聽說偵破的案子，一部分是工業(yè)區(qū)，一部分是日本站，日本站這個重要。”專案組對此不滿意，反復追問，進行指供：“紗廠是怎么回事?”劉多荃含糊搪塞地說：“紗廠抓的人與他們是一個組織的。”于是被捕地點問題又算解決了。對被捕人的身份，劉根本不清楚。從當年的審訊記錄上可以看到，劉多荃說：“幾次談話你們都讓我考慮這個共產(chǎn)黨案件是個什么身份的人，在我的記憶里沒聽到有人向我直接講。我想不起來，也不能瞎編呀!不過……我想一定是個大案子，是個東北主要負責人。”在多次誘供之后，辦案人員干脆露骨地挑明：“你往最大走資派身上聯(lián)系過嗎?”在這樣明顯的指供下，劉只好說：“關于最高領導人職務，我記得當時聽他們說書記或總書記。”在專案組的繼續(xù)“引導”下，被捕人數(shù)從十幾人逐漸減少到三人。關于釋放后的去向，劉說“往西南”，不行!說“送天津或營口”，也不行!后改為“上北邊去了”，“就是為了利用他”，這才使專案組滿意。劉多荃出獄之后，于1979年5月至11月兩次寫出更正材料，說他1968年寫的兩篇證明材料“是專案組從我到學習班被監(jiān)護的整個期間，被逼所寫的幾十萬字材料中摘錄之后要我抄寫的”，完全是虛構的。

　　對劉少奇同志所謂“叛徒、內(nèi)奸、工賊”的8份主證中7份出自遼寧。另一份出自北京的孟用潛。專案組在遼寧大搞逼供信的同時，對孟用潛也進行了威逼。他們將和劉少奇同時被捕的孟用潛“隔離審查”，采取小型斗爭會的辦法，白天晚上連續(xù)審訊了7天。孟用潛在身心交瘁的情況下違心地按專案人員的授意，講了被捕叛變的話。以后孟曾給毛澤東寫了20封信申訴翻供，講述真相，但均被江青等人扣壓。

　　為了把證詞搞得不露馬腳，辦案人員在徹查辦負責人指揮下，對所謂“證人”的談話記錄進行隨心所欲的再加工，把“聽說”、“可能”、“如果”等詞句統(tǒng)統(tǒng)刪掉，再經(jīng)過赤裸裸的篡改、羅織、生編硬造，然后整理成材料，再讓“證人”抄寫、簽字、畫押。結果，他們送往中央的71份證詞中幾乎沒有一句是真話。

　　1968年10月7日，周恩來看到這些假證后，感到非常可疑，追問徹查辦外調(diào)組的一個負責人說：“你們是不是把情況都告訴了被調(diào)查的人，劉少奇的名字是你們說的還是暗示的?還是誘供的？什么大個子、白凈臉、高鼻子、南蠻子?”這位負責人當面欺騙總理說：“這些問題我們沒有告訴他們。”周恩來問：“那劉多荃沒聽過劉少奇的名字，為什么在證據(jù)上寫上了劉少奇呢?是不是你們告訴給他了?”回答說：“那是我們在最后取證時加上的。”周恩來生氣地說：“那就不好。你們學過歷史唯物主義嗎?”在周恩來趕去接見外賓后，這些人立即做手腳，對可疑之處進行修改，然后送張春橋，由張春橋最后作了親筆修改。當時連中央專案組也有人提出：1930年中共滿洲省委和黨組織遭到大破壞是杜蘭亭出賣的，與1929年劉少奇被捕無關。但張春橋仍然生拉硬扯，將罪名強加在劉少奇頭上。

　　由此，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人物和國家元首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繼而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被“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nèi)外的一切職務。(王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