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女起解》中的蘇三的一個唱段，使天下華人都知曉了山西省有個洪洞縣，同時洪洞縣也幾乎成了冤獄的代名詞。王敏清的父親王世英，就出生在那里的一個非常貧困的莊戶人家。為了擺脫受人壓榨和盤剝的命運，長輩和親戚們勒緊褲帶，把王世英送進學堂。

　　1921年，高小畢業的王世英，考入了太原國民師范。同當時多數熱血青年一樣，在得現代風氣吹拂之先的新式學堂，暗中傳遞的《新青年》、《向導》、《唯物史觀淺說》等進步書刊，把王世英帶入了一個嶄新的境界。“學而優則仕”“衣錦還鄉”，對他失去了誘惑，而涌動在襟懷的，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在中共地下黨和進步思想的影響下，王世英積極投入了反對舊軍閥統治的學生運動，并因此被學校開除。為逃避軍警的搜捕，王世英逃到了河南開封，加入了胡景翼的國民革命軍第二軍。

　　胡景翼是因將末代皇帝溥儀趕出皇宮而贏得時譽的馮玉祥的部下，他本人也傾向反封建的革命，故而軍中容留了不少中國共產黨人。經劉天章、高維翰介紹，王世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可好景不長，因胡景翼突然病故，第二軍中反共勢力囂張，中國共產黨人再難棲身軍中，王世英被迫南下。在廣州， 他考入黃埔軍校，成為第四期學員。“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度被定為毛澤東接班人的林彪，與他同在一期。

　　國共分裂后，王世英幾度與組織失去了聯系，但他又一次次找到了黨組織。自1931`年始，王世英受中共中央委派，打入敵人營壘，在上海、南京一帶，從事情報工作，并成為杰出的領導者。

　　1935年1月至8月間，他組織了對被捕的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和紅十軍團領導人方志敏的營救。當時已經擬訂了計劃，組織了人員，準備好了從水上劫獄的木劃子。可惜還沒有來得及付諸實施，方志敏就遭到了殺害。

　　為了配合中央蘇區的反“圍剿”作戰，擾亂敵人后方和運輸線，王世英親自前往江西德安專區，商請同情共產黨的國民黨專員莫雄相助，并部署了炸毀南潯鐵路線上的德安鐵橋和南昌飛機場、油庫等一系列行動。一切準備就緒后，行動人員隨即到位，可中央紅軍卻由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開始戰略轉移，整個行動失去了意義，遂終止了實施。

　　那是環境極端兇險的白色恐怖時期，可王世英仍千方百計地與國民黨內部分與蔣介石有矛盾或同情共產黨的將領發展關系，通過工作，使他們做一些有益于中共的事情。

　　王世英還使許多因形勢驟變而同中共斷了聯系的知名人士，恢復了與中共組織的關系。例如著名愛國將領吉鴻昌，就是通過王世英的聯系，在1934年恢復了黨的關系，也是他代表中共中央局，指派吉鴻昌返回天津，籌組反帝同盟。

　　1935年2月，在上海的中央局遭到國民黨特務毀滅性打擊之際，王世英代理軍委書記主持中央局的軍事、情報和聯絡工作。3月，上海臨時中央局成立，王世英任軍委副書記。

　　1938年，王世英奉調進入延安后，聽到毛澤東將與改名江青的原上海電影演員藍蘋結婚的傳聞，感到非常吃驚。4年前，藍蘋在上海滬西的兆豐公園同共青團中央的交通員接頭時被捕，王世英曾布置過對她的營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