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檔理由

　　明天又是“11·27”，當人們走進歌樂山烈士陵園，江姐、陳然……這些熟悉的名字和面孔，又將浮現(xiàn)在我們眼前。然而，記者日前來到南坪野貓溪，卻發(fā)現(xiàn)陳然烈士舊居暨《挺進報》舊址，已成為搖搖欲墜的危房。日前，記者找到了與《挺進報》關系密切的文履平、林彥兩位老人，揭秘《紅巖》小說背后《挺進報》不為人知的故事。

　　竹片“油印機”開工印報

　　小說情節(jié)：一天，江姐來找成崗接頭，帶來了重慶市委的指示——辦一份《挺進報》，告訴群眾解放戰(zhàn)爭勝利的消息。成崗就在自己家里，用一臺改裝的油印機，干起了印刷《挺進報》的工作。而刻鋼板的人最開始是江姐，后來由成崗一人連刻帶印。

　　“陳然原來就住在二樓右手第一間”，南坪野貓溪正街31號，老住戶劉先生指著面前搖搖欲墜的兩層小樓告訴記者，這里就是陳然當年印《挺進報》的地方。然而，《挺進報》舊址已經(jīng)瀕臨垮塌。記者看到，左側屋頂眼看著就要塌陷，瓦片東缺一塊西缺一角；陳然原來的房間，正面墻體開了一個大洞。原來的九戶人已搬走六家，剩下的幾家也在等著相關部門安置。

　　紅巖聯(lián)線負責人厲華告訴記者，事實上，《挺進報》主要由劉镕鑄、蔣一葦和“成崗”的原型陳然三人共同操辦，劉镕鑄負責物資采購，蔣一葦編輯刻鋼板，陳然印刷。江姐曾給《挺進報》傳遞過新聞稿，印出來的報紙也是交給她“發(fā)行”。

　　《挺進報》于1947年6月開始出刊，為了不讓人發(fā)現(xiàn)，陳然用一層厚紙將板壁縫糊住，還在窗后掛上一床厚毯子，電燈用黑紙罩住。他甚至不敢用油印機，只把蠟紙的一頭釘在板子上，用刮得光溜溜的竹片蘸上油墨在蠟紙上刮印。印完以后，蠟紙一燒，竹片一丟，什么痕跡也沒有。

　　當時在《國民公報》做編輯的文履平回憶，陳然給人的印象是沉默寡言，不茍言笑，“偶爾發(fā)言也是三言兩語”。但他常穿一件方格子夾克，看上去很時髦。

　　原來，當時陳然住的樓下就是中國糧食公司機器廠的車間，他的公開身份是廠長。

　　“親生父母也不準透露半分”

　　小說情節(jié)：一天，成崗的妹妹成瑤從書包里翻出一疊粉紅色的打字紙，神秘地要拿給哥哥看。成崗一看竟是《挺進報》。他不但沒有表露出妹妹期待中的喜悅或興奮，反而沉下臉：“把這拿回來干啥？……這東西以后不準帶回家來，給人發(fā)現(xiàn)了可不是好玩的！”

　　文履平透露，這在現(xiàn)實中確有其事。《挺進報》曾約法三章：未經(jīng)三人商量同意，不得將辦報的事告訴任何人，就算是親生父母、結發(fā)夫妻也不得透露半分；一旦個人被捕，必須堅決否認與報紙的關系；如果敵人拿住真憑實據(jù)，個人就承擔一切責任，決不牽連別人；各人寄送的讀者姓名和地址，彼此也不過問。

　　收到警示陳然依然沒走

　　小說情節(jié)：一天早上，接替江姐領導《挺進報》的李敬原告訴成崗，市委決定把《挺進報》改成鉛印，要成崗在三天以內印完最后一期油印《挺進報》，準備接受另外一項任務。沒想到，剛剛印完報紙，他就被叛徒甫志高出賣，在家中被特務抓住。

　　1948年三四月份，文履平被組織決定調入《挺進報》工作，蔣一葦突然來找他，告訴他出了重大問題，要他立即轉移。后來他才知道，這時陳然已經(jīng)被捕。

　　“其實，當時陳然收到了讓他逃走的警示消息”，紅巖聯(lián)線專家劉和平透露，接替彭詠梧領導《挺進報》的市委委員李維嘉，曾在倉促間給陳然寫了一封信：“近日江水暴漲，聞君欲買舟東下，祝一路順風，沿途平安。”陳然還是決定，先把最后一期報紙印好再說，導致最后被捕。

　　“到了后期，《挺進報》幾乎成了半公開的報紙”，文履平回憶，1948年初，黨組織決定改變《挺進報》發(fā)行方針，實行攻心戰(zhàn)以瓦解敵人。敵人的大小頭目，各類機關、學校等，都收到過《挺進報》。“但現(xiàn)在看來，當時對敵攻心的戰(zhàn)略太過冒進了”，李維嘉在一次接受采訪時直言。

　　1948年4月初，特務就找到了破壞重慶地下黨的突破口，時距朱紹良大發(fā)雷霆僅僅一個月。由一個普通地下黨員看《挺進報》被特務發(fā)現(xiàn)開始，最終導致133人被捕，重慶地下黨遭到極大破壞。

　　陳然被捕后，經(jīng)受住了敵人的酷刑，沒有出賣任何《挺進報》同仁。

　　看見桌上的《挺進報》

　　朱紹良頓時氣急敗壞

　　小說情節(jié)：“郵檢組又發(fā)現(xiàn)了《挺進報》？……誰寄的？”徐鵬飛重復地問，突然聲音一震：“什么！查不出來？”話筒里絕望的解釋，使他更為煩躁，咆哮如雷：“總裁手令，限你們三天之內，立即找到《挺進報》的巢穴……否則，提著狗頭來見我！”

　　真實的歷史中，這個咆哮如雷的特務頭子名叫徐遠舉，與小說中反面人物徐鵬飛的官職一樣，是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他為什么咆哮呢？

　　1948年3月初，國民黨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的辦公桌上出現(xiàn)一封“親啟”信，里面竟然掉出一封對國民黨軍政人員的警告信，還有一份八開大小的《挺進報》——“媽的！‘攻心戰(zhàn)’攻到老子頭上來了！”朱紹良又驚又怒，一個電話把徐遠舉召去臭罵了一頓。

　　“這份報紙，其實是‘劉胡子’送去的！”文履平老人笑著說。當天，劉镕鑄化裝到了重慶行轅門口(今解放西路重慶日報報業(yè)集團一帶)，大搖大擺地對傳達室說：“我要找朱紹良，他在不在？”傳達室一搖電話：“不在”。劉胡子沉吟了一下，從身上摸出一封信來，“那先把這封信交給他吧”。說著點點頭要走，突然又轉過身來，“麻煩你打個收條”。傳達室老實照辦，還在收條上蓋了個章。

　　-記者 楊娟/文 畢克勤/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