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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憲派與革命黨：牽手還是分手？

　　對于那些為保障和促進實業而主張立憲的人，從君主立憲到革命立憲最終不是很難逾越的

　　★ 本刊記者/羅雪揮

　　1911年春天，18歲的毛澤東將他所描繪的未來中國政治藍圖，貼在湖南長沙一所學校的墻上：孫中山成為新中國的總統，康有為擔任首相，梁啟超是外交部長。

　　這個當時看起來美好的構想，其實永遠無法實現。

　　清朝末年，革命派、立憲派和清政府成為主要的三種政治勢力。革命派與清政府勢不兩立，立憲派則處于兩者間，與兩者都有聯系，但又都不獲信賴。立憲派的骨干張謇感慨：“主革命者目為助清，清又上疑而下沮，甲唯而乙否，陽是而陰非。”

　　立憲派梁啟超起初和革命黨往來很密。他流亡日本，孫中山曾多次到訪，二人大談革命。

　　但是孫中山是倒滿主義者，梁啟超認為勤王的旗號最為合宜。兩派爭論的焦點之一是要不要排滿。革命黨當時認為滿洲入主中國為亡國，而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海外立憲派則堅持滿洲人掌權，是與明朝朱家易主，而不是亡國。

　　與海外兩派之間的針鋒相對不同，當時國內的立憲派和革命黨之間常常互通聲援。比如湖南立憲派龍璋是革命黨領袖黃興的密友，凡反清革命的，都引為同志，大力資助革命經費，不惜出賣家產，還利用自己的汽船為革命黨購運槍械。

　　“一個國家發展，肯定有不同意見。一個走激烈路線，一個走溫和路線。其實革命與君主立憲都是從西方來的東西。革命受法國影響，君主立憲受英國、日本影響，都是想建立一個民主形態的國家而已。”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臺灣82歲的學者張朋園電話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張朋園一直致力于對立憲運動的研究，曾經出版專著《立憲派與辛亥革命》《梁啟超與清季革命》等。他反對將立憲派看作是落后保守勢力。

　　復雜的歷史情境下，對清廷無比失望的立憲派，特別是抱有實業立憲情懷的立憲派，開始傾向于同情革命，甚至推動革命。比如山西代表、曾任山西總商會副會長的渠本澄宣布，“三次請愿國會不成，當急取葡萄牙革命主義”，因為對于那些為著保護和促進實業而主張立憲的人，從君主立憲到共和立憲并不是很難逾越的。

　　武昌起義時，革命黨的力量不足以推翻清廷的統治。革命是在多方推動下進行的，立憲派的力量舉足輕重。袁世凱的幕僚張一評論：“辛亥革命，皆以咨議局為發端。”一些原咨議局大員后來干脆直接成為新政府的都督。

　　辛亥革命后，立憲派牽手革命黨人，開始短暫的合作期。除了數省始終如一的合作外，合作有的不過十天半月，最長的也不過三數月而已。這和“革命的蜜月時期”相像，即當革命發生后，專制政權被推翻，革命成功的氣氛出現了，這時出來掌握政權的人大多是有聲望而較為溫和的人，張朋園如是說。

　　立憲派卷進革命，“該破壞的未能破壞，該建設的未能建設。”辛亥革命后，中國社會的傳統開始衰退，而社會與政治都沒有得到快速改革。為著自己的理想目標而激烈的革命者不滿意于這種溫和與穩健，以至于出現激烈的行動，產生恐怖和屠殺，將掌權者推倒。立憲派中的佼佼者，四川的蒲殿俊和湖北的湯化龍，都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執掌革命政府，但又很快被迫下臺。

　　民國初年，第一屆國會選舉，“大眾人民在這次空前的大選中是茫然的，對政治有興趣的只有極少數的精英分子。他們有求變的觀念，但自身的利益優先。那茫然的群眾是孤苦無依的。”張朋園評價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