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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校整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作為新中國曠古未有的巨大文化工程，雖在文化浩劫中經歷磨難，卻終至圓滿完成。而承擔該項整理出版任務的中華書局，則有幸成為動亂歲月中的避風港，中國文史學界的大批一流學者，也因整理“國史”獲得“解放”，集體等到了風平浪靜的那一天

　　★ 本刊記者/羅雪揮

　　1956年，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首次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的‘二十四史’”。“二十四史”號稱“正史”，是歷代被定為正統史學的24部史書的總稱。1958年7月，毛澤東指示標點其中的“前四史”。同年9月13日，吳晗、范文瀾為此召開會議，提議“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標點工作，亦即著手組織人力，由中華書局訂出規劃。”毛澤東在報告上批復：“計劃很好，望照此實行。”

　　全國學術總動員

　　“整理出版‘二十四史’，是中央交代的任務。中華書局和北京的人力很不夠，整理工作進度太慢。為了促使這一工作早日完成，必須借調外地的專家共同來進行。”這是中宣部1963年8月發出的調令。借調名單有：“武漢大學：唐長孺；山東大學：王仲犖、盧振華、張維華；中山大學：劉節；吉林大學：羅繼祖；南開大學：鄭天挺；杭州大學：任銘善。”其中只有任銘善未到京。

　　1959年9月，顧頡剛點校的《史記》率先出版。為保障其余各史進度及質量，中華書局又申請將專家集中起來進行工作，全國學術總動員就此開始。1963年到1966年，專家們陸續到北京翠微路2號院中華書局報到，開始了“翠微校史”的生活。

　　“那是非常美好的歲月，沒有太多的政治介入，人們嚴格地按照學術標準進行工作。”中華書局副總編輯徐俊如此評價。

　　當時參與點校工作的專家們，仍然可以埋頭讀書，甚至能夠不參加政治學習，這是罕見的學術優待。平安度過了50年代，熬過了生活上的困難時期，知識分子們意外地受到禮遇。從中華書局留存的文字檔案來看，從給來自南方的專家增加大米供應，到解決大家的醫療問題，甚至是購買蚊帳、涼席，乃至添置單人沙發，無不照應周全。專家們到京后不久便是國慶節，每人均獲一張觀禮券，能登上天安門觀禮臺，這更是一份難得的政治信任。

　　然而，翠微路大院也非世外桃源。隨著大氛圍日益緊張，曾公開說現在不應該再強調階級斗爭了，而應該強調生產斗爭，改善人民生活的劉節，1965年，因其點校稿中“存在問題”，第一個離開了點校組。后來在“文革”中，學生要批斗陳寅恪，劉節竭力阻攔，大呼：“我是他的學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萬別斗他！”這件事至今還被人時時提起。

　　遼金史專家傅樂煥，亦被所在單位勒令回校檢查。他是傅斯年的侄子，且與胡適有交往，運動中成為眾矢之的。1966年5月，傅樂煥離開翠微路大院之后，在陶然亭自殺。當時負責點校組工作的趙守儼最后一個與他談話，雖沒有發現他有任何異常，但心中已有不祥之兆。“國史”整理不久遭停頓。中華書局員工統統被下放到湖北咸寧干校，其辦公樓也劃歸北京鍋爐廠所有。

　　1967年5月，正“當紅”的戚本禹下令繼續點校工作，且可以使用“舊人”。由于當時運動正處于“高潮”，很多“舊人”已不能再來。“工農兵”參與了領導工作，要求一年內把“二十四史”都整理完成。有人還提出“圈圈點點就沒有立場觀點問題嗎？”認為“凡是美化帝王將相、宣揚封建道德、污蔑勞動人民的語句，不應用感嘆號”。如認為“帝(崇禎)出宮，登煤山，望烽火徹天，嘆息曰：‘苦我民耳!’這是騙人的鬼話，決不能用感嘆號，要改用句號。

　　這次點校工作很快解體。徐俊強調，這段時間在歷時20年的“二十四史”點校過程中只是一個短暫的插曲，其點校結果也并未被采用，對整個點校成果沒有產生真正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