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26國黨的起草委員會。在26國黨起草討論有關文件的過程中，赫魯曉夫企圖以“蘇聯為首”的家長制作風壓制中國和其他兄弟黨，鄧小平與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方代表展開了艱苦卓絕而又充滿機智的斗爭，留下了一些鮮為人知的秘聞軼事。

　　一

　　1960年，鄧小平受黨中央毛主席委派，率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26國黨的起草委員會。時年56歲的鄧小平看上去要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

　　代表團出發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13日晚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會議，專門研究討論中蘇兩黨會談的方針。會上大家預測，這次蘇聯會談一定爭論激烈。我國代表團這次去莫斯科主要是試探蘇方的態度，究竟他們是想搞好團結，還是像布加勒斯特會議那樣采取高壓手段想把我們壓服。毛澤東與劉少奇等都認為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赫魯曉夫之所以同意在莫斯科會議之前舉行兩黨會談，為莫斯科會議做準備，是因為除了越南黨以外，還有不少兄弟黨都希望不要再繼續爭吵下去，要團結。赫魯曉夫就是在這種壓力下同意舉行中蘇兩黨會談的。所以他不一定真的要搞團結，很可能是要壓服我們。因此，我國代表團要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出發前，代表團全體人員集中在釣魚臺國賓館進行準備。鄧小平指出：“這次參加26國黨的起草委員會，我們要從世界大局出發，要維護國際共運的團結，要維護中蘇友誼。但原則問題不能讓步，一定要把主要問題上的實質分歧闡明，表明我們的觀點。要反對赫魯曉夫將蘇共一家的觀點強加于別國的錯誤做法。”

　　到達蘇聯后，中共代表團被安排在列寧山蘇共中央的別墅里。這里林木茂盛，環境優美。從接待方面看，蘇方表現得還是熱情友好的，是高規格的接待。中共代表團的工作主要都在大使館進行。從列寧山的別墅到大使館來往都有蘇方警車開路，安全保衛工作相當嚴密。有一次我國代表團沒打招呼，自己驅車去了大使館，蘇方警衛人員緊張得不得了，立刻找中共代表團說：“中共代表團團長是我們的主賓。中央對我們有指示，我們是要用腦袋來保證他的安全的。警衛脫節我們要負政治責任呢。以后你們外出行動一定要跟我們說一下啊！”

　　這次在莫斯科，雖然接待形式上是高規格的，但雙方斗爭是緊張激烈的，這種緊張激烈幾乎從中共代表團一到達便表現出來了，不像過去先要禮節性地客氣一番。

　　蘇共中央為中共代表團的到來舉行了歡迎宴會，地點仍是葉卡捷琳娜大廳。赫魯曉夫拉著鄧小平的手，顯得很熱情地坐在一起。記者照相結束后，宴會開始。赫魯曉夫雖然保持了慣常的那種微笑，但是眼神總給人一種來勢洶洶的感覺。果然，他先從阿爾巴尼亞之事入手，影射攻擊中國共產黨。

　　鄧小平是個直率人，他從容而又誠懇地望著赫魯曉夫說：“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是小黨，能夠堅持獨立自主，你應該更好地尊重人家，不應該施加壓力。”

　　“這不僅僅是蘇共和中共之間的分歧問題，”赫魯曉夫漲紅著臉大聲地說：“他們拿了我們的金子和糧食，可是反過來又罵我們……”

　　鄧小平嚴肅地說：“援助是為了實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而不是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嘛。”

　　赫魯曉夫一時語塞，他明白這句話的份量。就在兩個月前的7月16日，蘇聯政府撕毀了同中國政府簽訂的幾百個援助合同，并通知中國政府，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華蘇聯專家，并終止派遣專家。他還命令蘇聯專家撤走時帶走全部圖紙、計劃和資料，并停止供應中國建設需要的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的關鍵部件的供應，使中國250多個大中型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建設處于停頓、半停頓狀態。這種做法且不論道義上和政治上的責任，就是從國際法上講也是不允許的。赫魯曉夫將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上，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宴會上，赫魯曉夫不再談援助，也不再談阿爾巴尼亞，索性將矛頭直接對準了他正在隆重接待的中國客人。

　　“鄧小平同志，你們中國在斯大林問題上態度前后不一致。”赫魯曉夫煞有介事地將淡淡的眉頭皺成肉疙瘩。

　　“我們的態度是一貫的。”鄧小平回答得很干脆。

　　赫魯曉夫皺著眉頭說：“你們開始擁護我們，后來又反對我們。”

　　鄧小平嚴肅地說：“擁護什么？反對什么？這個問題要說清喲。反對個人迷信，我們過去擁護，現在仍然堅持。在我們黨的八大會議上，對這個問題已經明確表明了態度。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也講明了我們的態度。你問問米高揚，他到北京來時我們對他講沒講過?……錯誤當然要批，功績也一定要肯定。我們反對的是全盤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報告的方式，惡毒攻擊。這種做法所帶來的后果，你一直認識不足。……因為我們比任何人對個人迷信的體會更深切，受害也最深。……要批判，但不能全盤否定，尤其不允許以反個人迷信來影射攻擊其他兄弟黨。”

　　赫魯曉夫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而其狡辯卻是稀奇的。他說什么：“高崗是我們的朋友，你們清除了他，就是對我們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們的朋友。”鄧小平顯出少有的嚴厲，甚至是一種歷史的莊嚴：“這可是你說的話啊。你這個講法要記錄在案！”

　　赫魯曉夫在一些重大場合說話往往缺少深思熟慮，有時甚至不計后果。這個弱點恐怕也是導致他最終下臺的原因之一。他就在宴會上，當著那么多人的面發泄情緒說：“你們不是喜歡莫洛托夫嗎？你們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給你們。但高崗是我們的朋友。”

　　“荒唐，簡直是無稽之談。”鄧小平覺得又好氣又好笑，遇到這種水平的對手，當然沒有必要再與他多糾纏。蘇共中央主席團的成員們都知道赫魯曉夫又失控了，他失控后的亂放炮往往帶來極大的被動，便紛紛起來打圓場，趕忙敬酒，借此阻止赫魯曉夫亂說。赫魯曉夫感覺自己說話失控，也尷尬地借碰杯轉了話題。

　　二

　　鑒于蘇聯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散發了點名攻擊中國共產黨的“通知”，這一次，我國代表團就其“通知”中的指責做了答復。許多兄弟黨看到中共代表團的“答復”，才感嘆說：“我們原來沒想到，中蘇兩黨的矛盾已經這么大了啊。”

　　實際上，在蘇共中央宴請26國黨的代表團時，蘇共與中共這種矛盾已公開于世界各國共產黨的面前。

　　“現在我們在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看法上，與中國同志有分歧。根據中國發表的文章《列寧主義萬歲》，我們說，他們有一些極左的觀點。”赫魯曉夫以主人身份舉杯敬酒時，又開始攻擊中國共產黨。他講到這里，目光從眼縫中射向康生：“這些個東西都出自你的手筆吧。”鄧小平仍以泰然自若的神情將話截過來：“關于對國際共運的看法，是當前各黨面臨的重要問題。各黨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嘛，不能以你劃線。”

　　“你們說社會主義陣營要以蘇聯為首，但我方提出的意見，你們并不接受，”赫魯曉夫情緒又開始激烈了，“蘇美戴維營會談你們就唱反調。”

　　“我們是唱反調，”康生冷冷地說，“沒有中國參加簽字，你們簽字的任何條約對中國沒有約束力”。

　　“為首不是只出面召集一下會議，這樣的‘首’我們不當。”赫魯曉夫激憤地說。

　　“為首也不是老子黨，就可以隨便發號施令，任意規定別的黨怎么做。”鄧小平心平氣和地提醒。在整個會議期間，每次宴會都是他與赫魯曉夫坐主位，其他26國黨的代表在宴會上一般不插話，神情各異地在那里旁觀。

　　“哼，有的國家黨口頭宣傳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而實際上是在拆蘇聯的臺。他們在和平過渡、東西方緩和問題、裁軍和蘇美首腦會晤問題上與我們唱反調。”赫魯曉夫似乎總想避免和鄧小平交鋒，因為“這個人厲害，不好打交道”。他又把目光投向康生：“你搞的就是左傾教條主義。”

　　康生始終是一副冷板的面孔、冷板的聲音：“又來了。你給我扣一頂帽子：左傾教條主義。我也送給你一頂：右傾機會主義。”

　　赫魯曉夫只好憋一口氣，終止這不愉快的爭論，端著酒杯繼續完成他的祝酒：“算了吧，還是讓我們互祝健康吧。干杯！”

　　宴會上爭論如此激烈，會議上的氣氛可想而知，那是相當緊張的。爭論中雙方的觀點交鋒，檔案中的會議記錄特別是各國領導人的發言都有詳細記載。這里選兩個小例子，就可看出當時會談是在怎樣緊張激烈的氣氛中進行的。

　　在那次會談中，蘇方是以其長期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蘇斯洛夫為首。他是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瘦高個子，喜歡戴一頂圓型列寧帽，說話比赫魯曉夫穩重多了，很注重邏輯性。他嗓音略沙啞，即使是指責對方也能表現出沉穩。

　　“蘇聯專家在中國已經很難開展工作。你們的氣氛令他們無法工作，”蘇斯洛夫用左手拇指觸觸眼鏡框下沿，瞥一眼鄧小平，不緊不慢地說：“比如你們的‘大躍進’，搞什么拔白旗。重慶發電廠的蘇聯專家也叫你們給送了一面白旗。可見你們對我國專家的態度已使得他們無法工作。撤走蘇聯專家的責任并不在我們，恰恰是你們的做法造成的……”

　　會議發言都是按順序，你講一段，我講一段。中國代表團一般都是后發言。當蘇斯洛夫舉出兩個例子后，鄧小平指示工作人員立即去核實。

　　工作人員離開現場趕緊給國內打長途，核實情況，爾后向鄧小平悄悄做了詳細匯報。輪到鄧小平發言了。他兩臂放在桌面上，左手中的香煙還在悠然地冒著白煙，他的目光在各國代表的身上緩緩掃過。

　　“蘇斯洛夫同志剛才講我們給蘇聯專家送了白旗，所以蘇聯才撤走了專家。我們核實了，確實送了一面‘白旗’。是用白色錦緞做底，鑲有金邊，上面精心繡了八個紅字：‘真誠友誼，無私援助’。”鄧小平停頓一下，嘴角漾出一絲淺笑，同時將目光緩緩掠過表情各異的各國黨的代表們，最后，目光停在蘇斯洛夫身上，笑容也消失了。

　　蘇斯洛夫不抬頭，只把眉毛做遺憾狀地聳了聳，兩手互搓著有些不自在。

　　“可見，蘇斯洛夫同志，”鄧小平聲音低沉緩慢，因而更顯出分量，“你掌握的情況與事實有何等大的距離！”

　　蘇斯洛夫嘟嘟囔囔：“這種枝節問題不值得糾纏。”

　　鄧小平略提高聲調：“那么，到底為了什么撤走專家呢？你們撤專家，我們一再挽留，因為涉及我國各重要經濟部門。你們單方面撕毀合同到底要達到一個什么目的?”鄧小平眼里像打閃一樣射出銳利的光波：“你們的做法不僅造成我們國民經濟上的巨大損失，而且嚴重損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你們在這個問題上不要近視，要有歷史眼光！”

　　鄧小平的話是深刻的。赫魯曉夫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這種傷害留下的傷痕印在幾代人的心靈上。1960年8月，周恩來在為將要回國的蘇聯專家舉行的告別宴會上，回顧了中蘇友誼的發展歷史后，動情地說：“全體蘇聯專家與中國同事朝夕相處，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現在蘇聯政府突然決定全部撤走，雖然我們一再表示挽留，但是無效。今天在這里表示深深的惜別，我的感情已經不允許我講下去了……”當時許多蘇聯專家難以控制住自己的眼淚。

　　這第二個例子，是為了說明這次會議對文件的起草確實是逐段逐句、甚至是逐詞逐字地進行討論的。

　　在談到戰爭與和平問題時，文件原稿用了一個詞，這個詞在俄文中有“勒住韁繩”的意思。胡喬木提出“這個詞要推敲，不是馬受驚了以后再勒韁繩，而是在它未驚之前就加以制止”。為了這一個詞，中方同蘇方爭論半天，強調對于戰爭的預防，而不是等戰爭打起來再設法“勒住驚馬韁繩”。

　　主持會議的蘇共宣傳部部長波諾馬廖夫都爭得出汗了。他敞開衣襟，扯著衣襟一角邊扇風邊說：“中國的翻譯對俄文研究到這個地步，這么摳字眼，我們都不得不翻字典了。”

　　三

　　在這樣緊張激烈的交鋒中，鄧小平始終是泰然自若，走出會議室便談笑風生。代表團在大使館里吃飯，常常是笑語不斷，輕松活潑。

　　會議上，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代表都是用俄語發言，并且是看著蘇方眼色行事，在發言中譴責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指責中國共產黨。其中就有伊拉克共產黨的代表巴格達什。他俄語講得不太好，學著蘇聯的腔調指責中國共產黨，那種腔調是別有一番風味的。

　　到了吃飯時，鄧小平知道翻譯李越然善于摹仿別人講話，他拍著李越然的肩膀說：“小李，你給大家出個洋相，學學巴格達什的講話吧。”

　　于是，李越然便摹仿巴格達什的腔調和表情即席表演，引得哄堂大笑。

　　可惜，伊拉克共產黨罵過我們不久，就在爭取議會多數、實現“和平過渡”上吃了大虧，受到嚴厲鎮壓，伊拉克黨的領袖被押上刑場。據《參考消息》報道，他臨刑前只喊了一句口號：“赫魯曉夫是膽小鬼。”當時，這件事在國際共運中引起很大震動。

　　蘇共中央起草的文件，經過26國黨的起草委員會逐字逐句討論，最后達成初步協議。經過中共代表團與一些兄弟黨的共同斗爭和努力，拔掉了釘子，“派別活動”從文件中被刪掉了。對“和平過渡”和“斯大林問題”等一些提法我方持保留意見，留待世界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召開時再討論解決。（黃禹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