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大概是中國人最耳熟能詳的美國人之一。然而這是個熟悉的陌生人。

　　司徒雷登又回來了。

　　2008年11月17日，在杭州北部的一座公墓里，舉行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儀式。參與儀式的有美國駐華大使和杭州市副市長。落成的黑色碑銘旁邊有白色的十字架雕塑。

　　碑銘上有司徒雷登的像，并寫有中英文碑文：

　　司徒雷登

　　1876-1962

　　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這時候，距離司徒雷登離開中國和毛澤東發表著名的文章《別了，司徒雷登》，已經過去了59年；距離燕京大學解散已經56年；而距司徒雷登去世，也有46年了。

　　司徒雷登的遺愿

　　參加骨灰安放儀式的除了中美兩國的官員、少數媒體之外，就是一些老人。有一些老人是代表燕京大學校友會，而傅履仁則是司徒雷登的遺囑執行人。

　　年屆七旬的傅履仁是司徒雷登生前秘書和助手傅涇波的兒子，也是司徒雷登的骨灰回歸中國安葬的主要推手。為這一天，傅涇波和他的子女們努力了46年。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當年12月1日因中風而半身癱瘓。1962年9月19日去世前，他一直和傅涇波一家生活在一起，由傅家照顧他的日常生活和飲食起居。1955年8月1日，79歲的司徒雷登立下遺囑，指令他身故后“將遺體火化”，并特別指明，“如有可能我的骨灰應安葬于中國北平燕京大學之墓地，與吾妻遺體為鄰”。

　　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司徒雷登1926年病逝于北京，安葬在燕京大學墓地。司徒雷登身后，傅涇波一直為將他落葬燕園而奔走。1971年基辛格訪華和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間，為了了解中國的情況，美國政府曾組織了一批學者和社會活動家到中國訪問，其中有傅家的小女兒傅海瀾。傅涇波讓女兒帶了一封信給周恩來，信中表達了他想回國看看的愿望。

　　北京大學副校長郝平所著《司徒雷登與中國》一書中說，1973年，應周恩來的秘密邀請，傅涇波重返中國，在北京住了10個月，1984年，傅涇波再次回國訪問，見到了楊尚昆。傅涇波兩次都提出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事宜，但都沒有得到明確答復。

　　1986年，傅涇波再次托中國駐美大使韓敘轉交一信給鄧小平，其中提到骨灰安葬和將1946年周恩來送給司徒雷登的一只花瓶歸還中國這兩件事。兩件事都是司徒生前的愿望。

　　但傅涇波有生之年終于沒有看到司徒雷登所托成為現實。1986年夏，有關部門經過協商，并報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同意接受花瓶，將其存放在南京梅園新村；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學校長名義安葬于未名湖畔的臨湖軒。8月，傅涇波收到了北京大學的公函。其時傅涇波已經86歲高齡，身體欠佳，加上需要一段時間設計和加工墓碑，他決定次年5月將司徒雷登的骨灰送回北京。但其間事情起了變化。11月，他寫信給朋友說，北京大學有人反對此事。1987年4月，駐美大使館正式通知傅涇波，骨灰安放儀式暫緩辦理。

　　燕京大學校友國仲元此次也參加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儀式。國仲元曾出任中國駐美使館工作人員，與傅涇波一家交往較多，曾經為杭州司徒雷登故居充實文物牽線搭橋。1987年，他陪同駐美使館參贊倪孟雄一起去傅家，年邁的傅涇波用期待的眼神看著來人，雙方寒暄良久，都不忍把骨灰安葬一事發生變故的消息告訴傅涇波。

　　國仲元回憶說，傅涇波一直沉默，直到聽到倪孟雄說出落葬一事不得不“暫時緩辦”，才平靜地說了四個字：我能理解。

　　一年后，傅涇波讓女兒將花瓶送回了中國。又過了5個月，傅涇波在美國去世了。

　　46年努力

　　傅涇波生于1900年，出身于清貴族家庭，性格早熟而交往龐雜，一生在各種政治勢力之間折沖周旋。1922年，傅涇波開始為司徒雷登工作，并受洗為基督徒，為他施洗的就是司徒雷登本人。司徒雷登出任駐華大使的時候，傅涇波既不是美國人，也不是美國大使館的雇員，他的工資由司徒雷登私人支付，卻對司徒雷登有莫大的影響力。外界將他視作司徒雷登的私人顧問。

　　司徒雷登聲名顯赫時，別人對他追隨在側曾有非議，但司徒雷登政壇失勢、老病纏身時，傅涇波照顧他13年，養老送終，情同父子，這種傳奇般的行為令人感佩。種種流言不攻自破。

　　將司徒雷登的骨灰送回燕園，是這個關于“忠誠”的傳奇的最后一筆。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傅涇波對此并無自信。1986年，傅涇波在給燕京大學校友林孟熹的信中談到司徒雷登的遺愿時說，“我年邁蒼蒼，精神與物質力量接近末日，自然努力應付，但時間多少唯天曉得，所以常想到吾弟應代我負起這十字架。”

　　傅涇波去世10年之后，中美關系漸漸打破了僵局。1997年江澤民訪美和1998年克林頓訪華，將中美關系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一事終于也有了新進展。1999年，林孟熹得到消息，北京大學應有關部門的要求，就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到燕園一事進行了研究，認為按照人道主義的原則應予同意，但宜低調進行。然而不久之后，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遭到美國轟炸，中美關系再次跌倒冰點。骨灰安放一事再次功虧一簣。

　　從那時到司徒雷登的骨灰終于落葬在杭州，又一個10年過去了。傅涇波最小的兒子傅履仁也已經74歲了。為此事出力甚多的燕京大學校友，也大多是垂垂老者。1952年院系調整的時候，燕京大學被解散，北京大學遷入燕園。這樣算來，最后一屆燕京學生也應該是70歲上下的老人了。

　　落葬在杭州并不違背司徒本人的意愿。在他的遺囑里，司徒雷登說，如果安葬在燕園的遺愿“證實不可能，則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此種決定及變更之選擇由我的朋友和同事菲力傅及其妻子作出。目前我與彼等在其住所一同生活，我的兒子小約翰·司徒雷登需執行他們的絕對性之決定”。

　　菲力傅就是傅涇波。他以父傳子繼的方式，把實現司徒雷登遺愿的“十字架”，傳到他的子女身上。

　　司徒落葬之前，他遺留在傅家的遺物陸續由傅涇波的子女整理出來，并交由杭州司徒雷登故居保存展出。

　　在杭州城北繁華的武林廣場附近，有一條又短又狹窄的弄堂，路牌上寫明，這條弄堂叫“耶穌堂弄”。司徒雷登故居是一棟兩層建筑，每層各有四個房間，掩沒在耶穌堂弄四周的居民樓之間。南弄堂口有一座建筑是基督教“天水堂”。這里原是司徒雷登的父親司徒約翰在杭州傳教時興建的。弄堂里現在立有司徒雷登的半身塑像。

　　杭州與司徒家族的關系非常緊密。司徒約翰的四個兒子中，除了最小的兒子羅伯特7歲就夭折在了中國，其他三個：雷登、大衛和華倫都是傳教士，并且都選擇了在中國傳教。1909年，二兒子大衛因打獵時獵槍走火而亡故，葬在西湖旁邊的九里松外國墓地；司徒約翰本人1913年逝世于杭州，由司徒雷登將他葬在大衛墓旁。1924年，司徒雷登的母親過世，司徒雷登仍然把母親送回杭州，安葬在弟弟和父親一起。二弟華倫曾在司徒雷登參與籌建的之江大學和他曾經任教的金陵神學院任教，還當過一段時間的之江大學校長，1927年才回美國。

　　杭州名人紀念館研究室主任沈建中介紹說，九里松司徒家族的墓地已經變成了一片茶園，只有一個墓亭提示這段歷史。之江大學校園現在是浙江大學之江校區。與司徒雷登關系密切的杭州基督教青年會，舊址仍在。

　　不止是杭州已經滄海桑田。記者曾去探訪司徒雷登夫人的墓地。她去世那天正逢燕京大學新校舍落成，舉校遷入燕園，所以她是燕京大學墓地中的第一個安息者。據燕京大學校友會的老校友指點，墓地原址在北京大學東門外的一個教師宿舍區內。在北大方正的兩棟大樓后面，教師宿舍區有多棟樓房，樓與樓之間栽了若干松樹和竹子，但地勢低平，完全看不出墓地所在。事實上，在幾十年前，小區尚未興建的時候，墓地中的墓葬都已經遷走。艾琳·司徒雷登的墓葬多年來雖經多方查找，也一直沒有找到。

　　20世紀對于中國而言是一個極其動蕩的世紀，這些變化也許并不令人吃驚。只是要完全弄明白司徒雷登落葬杭州的曲折過程，或許還尚待一段時日。

　　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盡管《別了，司徒雷登》給司徒雷登定性為“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但有一段歷史很少為人所知：司徒雷登曾經為美國政府承認新中國做過努力。這段歷史近年才因為林孟熹、郝平等人的考證而浮出水面。

　　從1949年4月24日解放軍接管南京，到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的這段時間里，司徒雷登拒絕了國民黨政府總統李宗仁要求美國大使館南遷的要求，一直留在南京，觀察局勢發展。他的日記顯示，南京一被接管，他就著手起草承認中共的備忘錄，準備促使美國承認共產黨政權。

　　事情當然是雙向的。渡江戰役之前，周恩來親自點將，指定燕京學生、“文革”后出任外交部長的黃華到南京軍管會主管外事。黃華的重要職責是通過與司徒雷登的接觸，了解美國政府的立場。黃華赴任后不久，司徒雷登派傅涇波去見黃，表示愿意與他見面。1949年5月10，毛澤東致電中共南京市委，就黃華與司徒會面時的立場、態度和措辭等事項，提出7點意見。黃華接到指示后3天，即以私人身份去美國大使官邸拜訪了司徒。此后的一個月中，雙方互訪有5次之多。

　　6月，司徒雷登向黃華表示，他想到北京看看燕京大學，并與周恩來會面。此事匯報到中共中央后，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表示首肯。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給司徒寫信，轉達中共領導人同意他訪問燕京的意思。黃華也通知司徒，可以安排他與中共領導人會面。

　　萬事俱備，只欠美國政府的指示。但華盛頓7月2日來電，指示司徒7月25日之前必須趕回華盛頓，且不要赴北京，以免引起國際議論；7月20日，華盛頓又指示司徒雷登離開中國之前去一趟廣州。司徒雷登沒有履行這個指令，反而再次申請去北京。黃華次日又轉達了中共領導人希望他北上的訊息，但司徒終于在25日收到電報，指令他務必于8月2日之前離開中國。

　　據說，傅涇波曾力主司徒雷登“先斬后奏”，不待批準，自行前往北京與中共領導人會面。但司徒沒有采納這個建議。

　　熟悉的陌生人

　　1949年8月5日，司徒雷登還在返美途中，美國政府發表了中國問題白皮書。白皮書由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主編，厚達1054頁、超過100萬字，回顧了19世紀末以來，尤其是1944年到1949年間的美國對華政策。其中五分之四是資料，披露了各種文件，包括司徒雷登任駐華大使時期撰寫的中國形勢的報告。司徒雷登為這種不合常規的做法所震驚，也感到十分被動。

　　白皮書的初衷之一是平息國會和民眾中對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失敗的質疑。發表之后各方反應強烈。毛澤東親自為新華社撰寫了五篇社論，批判白皮書，《別了，司徒雷登》是第二篇，也是最著名和流傳最廣的一篇。

　　文章說，“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廣泛的社會聯系，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文章這篇文章多年見于義務教育階段的語文課本，司徒雷登因此大概是中國人最耳熟能詳的美國人之一。然而這是個熟悉的陌生人。

　　他回到美國之后的生活更加不為人所知。司徒一生簡樸，素無積蓄，由于沒有在美國國內工作，也沒有社會保險。他1952年辭去大使職務后，生活來源僅有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理事會每個月發給的600美元退休金。

　　他晚年真正念念不忘的是他親手創辦的燕京大學。雖然杭州墓地上的碑文極盡簡略，而且燕京大學也不復存在，但這所只存在了33年的大學，1949年后評出了56個院士。僅此一點，司徒就可以問心無愧地安息在中國的土地上了。

　　撰稿·汪偉(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