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梅蘭芳和他失去的時代

　　電影《梅蘭芳》開頭，邱如白對著梅蘭芳說，“你的時代到了”，那年他27歲；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梅蘭芳重新粉墨登臺，而他的時代卻不再了

　　★ 本刊記者/孫冉

　　電影《梅蘭芳》開頭，邱如白對著梅蘭芳說，“你的時代到了。”

　　背景后面，那是一個世事紛亂的年代，黃馬褂被嵌入了鏡框，大總統走馬燈地換。前朝遺老們沖北一報拳，算是向既往的傳統和生活方式訣別。

　　這時代，留歐歸來的邱三爺要破京戲的規矩，辦金融的“六爺”財大氣粗，成了梨園界的組織者。吃戲劇飯的伶人們多少感覺到了彷徨。革命阻斷了伶人入升平署，吃俸祿供養的生活方式，衣食父母成了大眾。五四之后，新青年往戲院里涌，戲單子開始往大學校園里發，觀眾們的審美也在變，苦守寒窯的王寶釧已經沒人看了。

　　那個時代差不多是民國十年，梅蘭芳27歲。

　　不止是他，眾人的時代都到了。

　　新文化運動打開了社會的眼界，全社會的審美心理在潛移默化。戲園子里，方桌已經撤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長椅。沒人注意這個微妙的變遷，而事實上，觀眾已經從聽戲變成看戲了。唱得好不好已經是次要的了，扮相美不美才是主要的。

　　抓住那個時代的人，此后都成了大爺。

　　不久，日本人來了。藝人們誰都不愿意“隔江猶唱后庭花”。

　　梅蓄須明志，那是在大是非中不含糊。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梅蘭芳在人們的期待中，重新粉墨登臺。

　　當舞臺的帷幕緩緩拉開，電影《梅蘭芳》戛然而止。就差臺下的邱如白再補一句，梅的時代已經行將結束了。

　　又四年，新中國成立，連毛澤東都不無艷羨地說，我的名聲沒有你的大。

　　一句話，讓梅這個藝人又跌入了身份迷失的彷徨之中。

　　梅蘭芳的時代

　　梅蘭芳的時代也是梅黨的時代，也是那個世事紛亂、主義不斷的年代。

　　當時圍繞梅蘭芳這個名角兒周圍的都是些什么人？這是一群留學日本的精英，甚至是同盟會的成員，與早期革命者很熟，也就是民國時期的掌權者。

　　代表人物就是馮耿光，民國時期在中國銀行任董事。梅蘭芳的收入都存在中國銀行，馮是梅的“理財官員”。

　　電影里的邱如白并無其人，事實上只是梅黨的一個化身，如果非要對號入座，那么邱更像極了“梅黨”里的齊如山。

　　齊如山是后期才加入梅黨的，他本是個面粉商人，卻因梅蘭芳的關系癡愛上了京劇。堅持幾年給梅寫信講戲，梅在經過梅黨的同意后，才將此人吸納進組織。

　　他是梅黨中最為梅竭盡全力的一個人，畢生心血用于為梅寫劇本，改良戲，推介海外演出。

　　雖然這些梅黨都不是職業文化人，但卻有著不淺的文化修養，而且是新社會的受益者。而其他黨中多屬于舊文人，在身份姿態上就輸了。

　　梅黨與梅蘭芳的共生是一種因緣，而這恰恰是梅蘭芳自己選擇的一種和戲劇漸近漸遠的生活方式。

　　他與梅黨的交往，早已突破了戲劇的界限，梅黨將其塑造成一個中國古典文化的窗口，以及聚集社會名流的沙龍。北京東城無量大人胡同的梅宅，一度向世界敞開。爬長城，逛頤和園，去梅蘭芳家，這是當時老外來中國最向往的3大傳統項目。印度泰格爾、荷蘭國王古斯塔夫、美國電影明星范朋克，都去過梅家。

　　而民國時梅蘭芳與很多軍閥關系已經很密切，張學良正是看梅的《霸王別姬》時，接到電話說日本人把父親在皇姑屯炸死了。

　　梅黨中不乏汪偽政府中的官員，在與上流社會的交往中，梅蘭芳將個人修養和社會經驗歷練得更加豐富，最后游刃有余到以方寸舞臺濃縮了社會舞臺。

　　梅黨把梅推向更廣闊的世界，在信息閉塞的民國社會，有三樣東西是老百姓有口皆碑的：同仁堂，孫中山，梅蘭芳。民國選大總統，推薦梅蘭芳當選的呼聲也不低。

　　梅黨帶給梅蘭芳的，僅智慧就已夠梅受用一生。

　　據史料記載，梅黨對梅一度曾達到藝術、生活、經濟等多方面的控制，包括梅的三段婚姻，也是梅黨撮合的。

　　但這并不說明梅蘭芳是個軟弱無主見之人。梅蘭芳在上海孤島時期，一直蓄須明志。他沒有離開，一直等待解放。那時很多中國人都看不清楚之后的光明。

　　到了1949年，時代又變了。梅蘭芳北上成了新社會的同志，而與他亦師亦友的梅黨們，齊如山在新社會里成了敵人，馮庚光則成了團結改造的對象。

　　在新社會第一瓢冷水中清醒

　　1949年5月，梅蘭芳北上。這離他1931年南遷上海避禍，已經有18個年頭了。

　　當年的老宅無量大人胡同的綴玉軒已是幾度易手，有了新的主人。戲曲界，局面日益更新，尚小云已經很少唱戲，荀慧生還在演，程硯秋已后來居上，聽他的多是有知識的人。老生行當里馬連良去了香港，因為當初犯了錯誤。

　　北京的梨園生意也大不如前，市面上人心浮動，戲園子里上座率不到一半。

　　梅蘭芳是被陳毅請去北京參加文代會的，對于新政權，梅的認識不多。

　　抗戰勝利后，梅蘭芳和周恩來曾在上海見過一次。當時，周跟梅說，將來你不要跟著國民黨走，我們歡迎你。

　　1948年，齊如山和梅也在上海見了一面。自從梅蘭芳訪美歸來，梅和齊漸行漸遠了。當時，齊要去臺灣，梅不置可否，只是贈了一件皮草。梅蘭芳第一次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1949年，梅蘭芳北上參加全國文代會。“梅黨”的另一位關鍵人物馮耿光設家宴為梅蘭芳送行。

　　此后，梅蘭芳的聲譽日隆，地位崇高，而馮耿光則因為歷史問題成了“團結改造”的對象。

　　他一輩子不懂政治，不搞政治，每次與政治發生關系的時候，都有身邊的梅黨出謀劃策，如今，這些人已自顧不暇了。

　　一路上，梅蘭芳唯一的感覺是，新社會工人階級的地位提高了，舊社會的藝人們也成同志了。

　　在前門火車站，梅蘭芳受歡迎的程度，不亞于解放軍進北平，他是戲迷心中的領袖，難怪連毛澤東都說，你的名氣比我大。

　　這肯定不是好事，危機隨即出現。

　　10月底，梅蘭芳在北京開過全國政協會議，赴天津短期演出，接受了《進步日報》記者的專訪。報紙的前身是《大公報》，建國后剛剛改名，一輩子中正平和的他當著記者的面，卻說出了與大潮流不符的話。

　　他說，京劇改革豈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以為，思想上的改造與技術的改造最好不要混為一談，最好慎重些。

　　報道發表后，風波驟起，黨內剛剛為全國戲劇改革制定了一個完備的方針，改革派們怎么能受得了這股逆風。

　　他們打算展開批判，敲打敲打這位不諳世事的伶界大王。

　　最終，這一消息有意地由天津市文化局傳遞給梅蘭芳，面對這始料未及的強烈風波，梅蘭芳不得不延宕在天津長達一個月的時間反省、思考。

　　惹事記者張頌甲和梅的秘書許姬傳都分別表示愿把這個責任扛下來，但都被梅蘭芳拒絕了。此時梅蘭芳已經是全國政協委員，戲曲研究院院長，他明白其中利害。

　　直到由天津市劇協專門召開一個“舊劇改革座談會”，梅蘭芳以變相檢討的方式修正了意見：“我現在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是，形式與內容不可分割，內容決定形式，移步必然換形。”

　　這一個月里，究竟發生了什么事，至今仍是一個謎。那一年，梅蘭芳55歲，他以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的身份參加了開國典禮。一位男旦所能達到的社會地位，都被梅蘭芳獲得了，他尚沉浸在當家做主人的喜悅中，就被潑了冷水。

　　此后，他明白，以后任何講話，還得找個黨員先看看。

　　梅算是明白最早的人。

　　當戲改運動在日后的十幾年依然轟轟烈烈，梅卻再也沒有說過話了，除了那些必要的“發言”。

　　戲改以后的梅蘭芳

　　天津事件后，梅蘭芳得以過了一個平靜的晚年。似乎當年的妥協，使他獲得了以后的豁免權。甚至讓他保留了梅劇團。

　　晚年的梅蘭芳常露面的兩件事是：應形勢發言和到各地巡演。每次都讀寫好的稿子，演戲也只能演“梅八出”，但場面依然轟動。

　　梅蘭芳去到許多小地方巡演，每到一處，農民都熱情地揮舞頭上的白毛巾。當年，他到上海跑場子，給他搭線是資本家。

　　梅蘭芳的風光不減，可整個戲劇界卻萎靡不振。

　　戲改的核心，是遵循毛澤東延安的講話精神，這使得解放前約90%的戲都沒法演了。因為主張男女平等，一夫二妻就不能演了；主張科學，神鬼戲不能演了；主張勞動人民翻身做主，那些仆役戲也不能演了。

　　同時，大量壓縮劇團，只留下有名角兒的那么幾家。可市場遭到了破壞，還是無法阻止劇團的進一步凋敝。

　　之后對于戲改的政策反復過好幾次，每次爭論的核心都與是否演傳統戲有關。政策一寬松，傳統戲放開了，戲劇界就熱鬧一陣；政策收緊了，一切又恢復死氣沉沉。

　　自解放后，梅蘭芳就到處號召京劇界演現代戲，而他自己卻到去世都沒有演。

　　1959年，梅蘭芳入了黨，適逢建國十周年，梅必須要排新戲獻禮。擺在他面前的有兩部戲，一部愛情戲《龍女牧羊》，另一部是改編難度較大的豫劇《穆桂英掛帥》。

　　梅蘭芳選了后者，這個角色及其“我不掛帥誰掛帥，我不領兵誰領兵”的豪氣似乎就是“老當益壯、老驥伏櫪的不服”。

　　《穆桂英掛帥》首演即獲得了觀眾的肯定。這部戲成為梅晚年唯一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

　　徐城北在1959年曾經在北京看過梅蘭芳出演此戲，他清楚地記得，先生謝了3回幕，第一次是和梅劇團全體，第二次是和主要演員，第三次是他自己。“梅先生的神情還是那么平靜，完全看不出歲月帶給他的痕跡。”

　　兩年后，梅蘭芳在北京去世。 ★

　　(感謝戲劇學者傅謹、戲協理論室主任崔偉、梅蘭芳研究者徐城北對此文的大力幫助)